“洛陽紙貴”這句成語，按約定俗成的見解，是用于贊譽他人文章之佳、流傳之廣，語見《晉書·文苑傳》，典由左思作《三都賦》引出。據(jù)傳晉代左思花了十年工夫，遍訪吳、蜀、魏三都，搜羅事跡、披覽載籍，問俗采風、煉詞鑄句。《三都賦》成，洛陽豪貴之家競相傳抄，紙價因而昂貴起來。于是，后人常用“洛陽紙貴”稱贊別人的文章寫得好并且廣為流傳。不過，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三都賦》并不是什么特別好的文章，若論文章之佳，揚雄《甘泉賦》和《羽獵賦》、張衡《西京賦》、郭璞《江賦》、木華《海賦》、班固《西都賦》，華詞麗句不輸《三都賦》。但何以“洛陽紙貴”的情景，唯《三都賦》所獨有呢？對此，前輩學人早就提出過質(zhì)疑。 ??? 曹聚仁《中國學術(shù)思想史隨筆》有“回想四十八年前事”一則記云：“相傳左思寫了《三都賦》轟動一時，你也抄，他也抄，弄得洛陽紙價都漲起來了。后來從《文選》上，讀到了這三篇名作，實在沒有什么道理，連念都不想念，何況叫我抄一遍？章師（即章太炎，曹為章之弟）告訴我們：古代沒有字典可查，一般人識字不多，這些賦篇，有如《千字文》一樣，供給了許多新字，所以大家搶著去抄了。聽了他的話，才恍然大悟！” ??? 章太炎的解釋，頗有道理。《三都賦》之所以傳頌一時，致使洛陽紙貴，并非由于它的文學價值，而是因為它起到了類似辭源字典等工具書的作用。如《蜀都賦》有“傍挺龍目，側(cè)生荔枝”句，按“龍目”即是今之“龍眼”,與荔枝俱為南方佳果，對于中原、北方士人來說，不但是新奇的東西，而且是新鮮的詞兒。正因為《三都賦》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這些新事物、新詞匯，才使它一紙風行，競相傳抄。 ??? 二十年前，當我讀到曹聚仁這段記述后，深深佩服章太炎先生之識力過人，能于人不經(jīng)意處溯其本源，發(fā)前人所未發(fā)。不過，隨著聞見日拓、涉獵漸寬，始知早在太炎先生之前，清儒袁子才（枚）和章學誠（實齋）已抉發(fā)其義。袁枚《隨園詩語》卷一謂：“古無類書、無志書、又無字匯；故《三都》、《西京賦》，言木則若干，言鳥則若干，必待搜輯群書，廣采風土，然后成文。……洛陽所以紙貴，直是家置一本，當類書、郡志讀耳。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章學誠《文史通義·文理》云：“古鉤玄提要之書，果何物哉。蓋不過尋章摘句，為撰文之資助耳。如左思十年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即書之。今觀其賦，并無奇思妙想，動心駭魄；所謂得即書者，亦必標書志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后足以供驅(qū)遣爾。”以上兩則引文，綜合起來正好與曹聚仁《隨筆》所記意思大致相等，足證有關(guān)“洛陽紙貴”一詞之探本溯源，實發(fā)端于袁子才與章學誠。至于章太炎和曹聚仁師徒，不過是用白話演釋其義而已。對于左思《三都賦》的文意和字義的研究，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第三冊第一二四條《全晉文卷七四》里有更多精湛的評論。錢氏在分析《三都賦》之文意字義的基礎(chǔ)上，博引《史記》之《司馬相如列傳·游獵賦》、《文選》中沈約之《宋書謝靈運傳論》、喬松年《羅摩亭札記》等相關(guān)評論作比較考證，然后得出結(jié)論：“是以謂《三都賦》即類書不可，顧謂其欲兼具類書之用，亦無傷耳。摯虞《文章流別論》：‘賦以情義為主，事類為佐',可資參悟。”由此觀之，錢氏之淹博與通識，又在袁子才、章學誠、章太炎之上矣。 ???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1月11日（鄭海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