梟雄與明君――論劉備形象 ??? 《三國演義》中的劉備，是除諸葛亮、關羽、曹操之外，作者著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為理想的“明君” 形象來塑造的。然而，現代的相當一部分讀者、研究者對劉備形象卻評價不高，甚至頗有非議。一些研究者認為，劉備形象是“蒼白無力”的。究竟應當怎樣看待羅貫中塑造劉備形象的得失，是一個很有藝術價值的問題。 ??? （一）明君梟雄，一人兩面 ??? 歷史上的劉備，作為與曹操、孫權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漢政權的開國之君，既有“明君”之譽，又有“梟雄”之稱。 ??? 作為“明君”,劉備一生作為，基本符合古人對“明君”的最重要的兩點期待：一是仁德愛民，有濟世情懷；二是尊賢禮士，有知人之明。史書對這兩方面都記載頗多。就“仁德愛民”而言，劉備大半生顛沛奔走，屢遭挫敗，施仁政于民的機會并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視以寬仁厚德待人，與那些殘民以逞、暴虐嗜殺的軍閥判然有別，因此而爭取到了人心。《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記劉備領平原相時，郡民劉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殺他，“客不忍刺，語之而去（《華陽國志？劉先主志》作”客服其德，告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注引王沈《魏書》補充道：“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御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因此“眾多歸焉”.在他于荊州依附劉表期間，“荊州豪杰歸先主者日益多”.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荊州，適逢劉表病死，剛剛繼位的少子劉琮不戰而降。此時諸葛亮建議劉備攻劉琮而奪荊州，他卻答道：“吾不忍也。”當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時，“（劉）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十余萬，輜重數千輛，日行十余里”.有人勸他拋開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卻斷然拒絕：“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在此安危之際，哪怕有生命危險也不愿拋棄百姓，在歷代開國君主中實不多見。裴注特引東晉史學家習鑿齒評論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資治通鑒》漢紀五十七亦引此語，可見劉備之仁德有道，已得到歷代史家的普遍承認。 ??? 就“尊賢禮士”而言，劉備的表現尤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時為左將軍領豫州牧、年已四十七歲、被視為天下大英雄的他，滿懷誠意，三顧茅廬，恭請年僅二十七歲、無名無位、尚未建立任何功業的諸葛亮出山輔佐，留下千古美談。隆中對策時，諸葛亮稱贊他“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并非虛言。建安十九年（214）奪取益州之后，對于荊州舊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并包，唯才是舉，“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其中益州名士黃權曾堅決勸阻劉璋迎劉備入蜀，劉備攻取益州時又堅守廣漢，直到劉璋投降后方才歸順，劉備卻不計前嫌，任命黃權為偏將軍，信任有加；劉備稱漢中王，兼領益州牧，以黃權為治中從事；劉備稱帝后，親率大軍伐吳，又以黃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諸軍以防魏。劉備在夷陵慘敗后，黃權無法退還蜀中，又不愿投降東吳，只得率兵降魏；蜀漢主管官員為此要逮捕黃權的妻子，劉備卻說：“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照樣優待黃權的妻子。對此，裴松之注《三國志？蜀書？黃權傳》時由衷稱贊道：“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懸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后',其劉主之謂也。”另一位名士，荊州零陵人劉巴，與劉備作對的時間更長：當曹操南征荊州時，眾多荊州士人都追隨劉備南撤，劉巴卻歸順了曹操；赤壁之戰后，曹操命劉巴招納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欲與劉備抗衡；由于劉備及時奪得三郡，這一圖謀失敗了，劉巴無法回去交差，諸葛亮寫信勸他歸順劉備，劉巴卻拒絕了，遠遠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為恨”;后來，劉巴由交趾輾轉到達蜀中，當劉璋欲迎劉備入蜀時，他又一再勸阻；直到劉備奪得益州，劉巴才表示歸順。而對這位劉巴，劉備表現得更加寬容大度：進攻成都時，他就號令軍中道：“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平定益州后，他很快便任命劉巴為左將軍西曹掾（劉備此時的主要官職是左將軍，西曹掾主管府內官吏的任用）；劉備稱漢中王，以劉巴為尚書；法正去世后，又將劉巴晉升為尚書令，負責處理日常政務（《三國志？蜀書？劉巴傳》）。這些，充分表現了劉備作為開國君主的雅量。特別是章武三年（223）四月他臨終之時，殷殷托孤于諸葛亮，慨然囑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后人對此或有猜疑乃至誅心之論，不過是妄相忖度而已。縱觀數千年封建社會史，皇帝臨終前委任顧命大臣者固不少見；然而，有幾個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劉備那樣托孤？當然，劉備并非鼓勵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諸葛亮盡力輔之；但如此氣度胸襟，仍罕有其匹。還是陳壽在《先主傳》末的評價比較公允：“及其舉國托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 尊賢禮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長，如重用諸葛亮、龐統、法正，當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對此不必多論；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比如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深受諸葛亮賞識；劉備臨終前卻特別提醒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國志？蜀書？馬謖傳》）后來馬謖雖曾在諸葛亮南征時出過“攻心為上”的好主意，但他剛愎自用，丟失街亭，使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毀于一旦，卻證明了劉備的先見之明。至于像魏延這樣優點突出缺點也明顯的人才，劉備用其長而避其短，大膽委以鎮守漢中的重任，更是極具洞察力之舉，非明君不能為。在這方面，就連素有“知人善任”美譽的諸葛亮似乎也略遜一籌①。 ??? 作為“梟雄”,史書記載也不少。所謂“梟雄”,意思是“驍悍雄杰的人物”.劉備出身于早已敗落的遠支皇族之后，家境清寒，既沒有曹操、袁紹那樣顯赫的家庭背景（曹操作為“贅閹遺丑”,雖然家庭名聲不及袁紹光彩，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既有權勢，又家資巨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進入仕途），也沒有孫權那樣繼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盤，幾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亂，群雄并立之時開創江山，沒有幾分驍悍之氣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實上，“梟雄”恰恰是劉備的一大特色，成為當時許多人對他的定評。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劉表剛去世，魯肅建議孫權與劉備聯合抗曹，便稱劉備為“天下梟雄”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建安十四年（209），當劉備至京城見孫權時，周瑜曾上書孫權，亦稱劉備為“梟雄”,主張將其扣留于吳（《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次年，周瑜卒，臨終前上書孫權，又稱“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周瑜傳》注引《江表傳》）。這種驍悍之氣，主要表現有四：一是冒險精神。劉備從登上政治舞臺之初，便經常親冒矢石，不避艱險。早年兵少力微，加之年輕，他動輒“力戰有功”,“數有戰功”（《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固屬必然；赤壁之戰時，面對生死存亡之機，他“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三國志？吳書？魯肅傳》注引韋昭《吳書》），也不奇怪。及至建安二十四年（219）爭奪漢中之役，他已五十九歲，手下兵多將廣，但在“矢下如雨”之際，仍親當矢石，奮勇向前（見《三國志？蜀書？法正傳》注），便可見其冒險精神，至老彌篤了。彭羕背后發牢騷時稱他為“老革”（猶言“老兵”），正是反映了這一特點。二是機變權略。建安元年（196），兵敗投奔他的呂布趁他與袁術相攻之機，襲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呂布求和，屯駐小沛，可謂能屈能伸。建安三年（198），呂布被擒殺后，他隨曹操至許都，可謂暫棲虎穴。建安四年（199），與曹操對食論英雄，借雷霆之威掩飾震驚之情，可謂隨機應變。隨后以截擊袁術為名，離開許都，從此擺脫曹操控制，可謂見機而作。凡此，均可見其機變權略。三是堅忍不拔。在漢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劉備屢遭挫敗，有時甚至敗得很慘；但他從不灰心喪氣，而是敗而不餒，折而不撓。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使他每每轉危為安，終于在諸葛亮的輔佐下，抓住歷史機遇，逐步發展壯大，成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四是某些時候、某種程度的霸道。最典型的是殺張裕之事。張裕原為劉璋從事，劉備入蜀與劉璋相會時，曾與張裕互相嘲弄，裕因劉備無須，戲稱其為“潞涿君”（諧“露啄君”之音）。劉備因其不遜，積怒在心。后因張裕私下對人說：“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間當失之。”這確是大為犯 忌之言，劉備乃以“漏言”之罪，下令誅之。諸葛亮上表詢問為何要將張裕處死，劉備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三國志？蜀書？周群傳》附《張裕傳》）這就有些強詞奪理了。盡管這種霸道行徑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劉備畢竟不可能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專制性。 ??? 縱觀歷史，那些在亂世中崛起的、真正有所作為的開國之君，差不多都有幾分驍悍之氣。從漢高祖劉邦到唐太宗李世民，從宋太祖趙匡胤到明太祖朱元璋，均可稱為梟雄。而在封建時代，梟雄與明君并非截然對立，而往往是同一君主的不同側面。從公認的明君唐太宗身上，我們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嗎？ ??? （二）強此弱彼，有得有失 ??? 羅貫中在描寫《三國演義》中的劉備時，以歷史人物劉備為原型，同時根據封建時代廣大民眾對政治家的選擇，根據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審美傾向，著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梟雄色彩。 ??? 首先，作品多方表現了劉備的寬仁愛民，深得人心。《演義》第1回，寫劉關張桃園結義，其誓詞便赫然標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八個大字。這既是他們的政治目標，又是他們高高舉起的一面道德旗幟。從此，寬仁愛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劉備區別于其他政治集團領袖的顯著標志。他第一次擔任官職――安喜縣尉，便“與民秋毫無犯 ，民皆感化。”督郵索賄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紛紛為之苦告（第2回）。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譽為“仁義素著，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語，見第11回）。陶謙臨終，以徐州相讓，劉備固辭，徐州百姓“擁擠府前哭拜曰：’劉使君若不領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曹操擒殺呂布，離開徐州時，“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第20回）這表明他占據徐州的時間雖然不長，卻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嚴重挫折，不得不到荊州投奔劉表，受命屯駐新野時，他仍以安民為務，因此“軍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新野百姓欣然謳歌道：“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第35回） ??? 從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劉備寄居新野達七年之久。在他輾轉奔走的前半生中，這算是時間最長、相對安定的一個時期。在此期間，劉備對自己的政治生涯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并接受“水鏡先生”司馬徽的批評，一面把人才置于戰略的高度，努力求賢；一面更加重視爭取民心，為重新崛起準備條件。當曹操親率大軍南征荊州，劉琮不戰而降之時，劉備被迫向襄陽撤退，新野、樊城“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愿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到了襄陽城外，劉琮閉門不納，蔡瑁、張允還下令放箭。魏延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劉備見魏延與文聘在城邊混戰，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陽。”于是“引著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第41回）就這樣，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漢大地上，劉備帶領十余萬軍民，扶老攜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攜民南行”的悲壯一幕。如此撤退，顯然有違于“兵貴神速”的軍事原則，對保存實力、避免曹軍追擊十分不利。故眾將皆曰：“今擁民眾數萬，日行十余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劉備明知此言有理，卻泣而拒之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行至當陽，果然被曹操親自率領的精兵趕上，十余萬軍民頓時大亂。劉備在張飛保護下且戰且走，天明看時，身邊僅剩百余騎，不禁大哭道：“十數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乎！”（同上）這一仗，劉備在軍事上一敗涂地，而在道義上卻贏得了極大的勝利。這種生死關頭的自覺選擇，在《三國演義》寫到的各個政治軍事集團領袖中是獨一無二的，決非一般亂世英雄的惺惺作態所能比擬。從此，劉備的“仁德愛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為他迥別于其他創業之君的最大的政治優勢。 ??? 其次，作品竭力渲染了劉備的敬賢愛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對徐庶、諸葛亮、龐統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書記載，寫得十分生動感人；尤其是對他與諸葛亮的魚水關系的描寫，更是具有典范意義。 ??? 歷史上的徐庶，歸屬劉備的時間不算長，除向劉備推薦諸葛亮外，在政治、軍事上發揮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僅云：“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曹公來征……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諸葛）亮與徐庶并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而在《三國演義》中，劉備一見徐庶，便坦誠相待，拜為軍師，委以指揮全軍之責。在先后打敗呂曠兄弟、曹仁之后，劉備更視徐庶為天下奇才。而當徐庶得知母親被曹操囚禁，辭別劉備時，劉備雖然難以割舍，但為顧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應允。分別的前夜，“二人相對而泣，坐以待旦。”次日一早，劉備又親送徐庶出城，置酒餞行；宴罷，仍“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程。”直到徐庶騎馬遠去，劉備還立馬林畔，“凝淚而望”,甚至“欲盡伐此處樹林”,原因是“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第36回）。這些描寫，盡管主要是為“走馬薦諸葛”和“三顧茅廬”作鋪墊，卻足以見出劉備求才之誠，愛才之深，頗具藝術感染力。 ??? 對于劉備對諸葛亮的高度信任與倚重，《三國演義》更是作了濃墨重彩的描寫。歷史上劉備請諸葛亮出山之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僅有一句話：“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而《演義》卻以兩回半的篇幅，精心設計，反復皴染，將“三顧”的過程寫得委婉曲折，令人悠然神往。劉備初見孔明，便屈尊“下拜”;聽罷隆中對策，先是“避席拱手謝”,繼而“頓首拜謝”;乍聞孔明不愿出山，當即“淚沾袍袖，衣襟盡濕”;及至孔明答應輔佐，又不禁“大喜”.這些充滿理想色彩的細節，把劉備求賢若渴的誠意渲染得淋漓盡致。諸葛亮出山以后，《演義》又充分突出其在劉蜀集團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竭力強調劉備對他的高度信任與倚重。我在《忠貞智慧，萬古流芳――論諸葛亮形象》一文②中分析道： ??? 歷史上的諸葛亮，盡管一出山就與劉備“情好日密”,受到劉備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卻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機制，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卻把諸葛亮寫成一開始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指揮一切的統帥，大大提高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些描寫，大大超越了歷史記載，使諸葛亮始終處于劉蜀集團的核心，地位明顯高于所有文武官員，而又使讀者覺得可信。劉備得到諸葛亮之前屢遭挫折，而得到諸葛亮輔佐之后則節節勝利，兩相對照，讀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劉蜀集團的成敗安危，不是系于劉備，而是系于諸葛亮。 ??? 歷史上的龐統，在劉備領荊州牧后歸之，開始“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后經魯肅、諸葛亮薦舉，“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于諸葛亮，遂與亮并為軍師中郎將。”（《三國志？蜀書？龐統傳》）《演義》則在史實的基礎上，發揮浪漫主義想象，寫龐統剛投奔劉備時，劉備以貌取人，僅命其為耒陽縣令；一旦得知龐統半日了斷百日公務，劉備立即自責：“屈待大賢，吾之過也！”及至看了魯肅的薦書，聽了諸葛亮的評價，劉備“隨即令張飛往耒陽縣敬請龐統到荊州”,并“下階請罪”,遂拜龐統為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第57回）。如此虛己待人，不能不令賢士感動。這種君臣遇合，魚水相諧的關系，乃是千百年來知識分子最渴望的理想境界。 ??? 總之，寬仁愛民和敬賢愛士這兩大品格的充分表現，使《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擺脫了以往三國題材通俗文藝中劉備形象的草莽氣息，成了古代文學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 對于劉備的梟雄色彩，《三國演義》有意加以淡化，或者不寫，或者來個移花接木。最明顯、最容易被人想到的例子是“鞭打督郵”.按照《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和裴注的記載，歷史上鞭打督郵的本來是劉備。事情的經過是：由于朝廷下詔，要對因軍功而當官的人進行淘汰，正在當安喜縣尉的劉備擔心自己用鮮血換來的官職也可能保不住；正好督郵來到安喜縣，準備遣還劉備；劉備前往館驛求見，督郵卻稱病不見；劉備一氣之下，帶人闖入館驛，將督郵捆起來，綁在樹上狠狠打了一頓；然后解下自己的印綬，掛在督郵的頸子上，揚長而去。歷史上的劉備原本號稱“梟雄”,性格剛毅，此時又年輕氣盛，受到欺辱時自然不愿忍氣吞聲，這樣做也并不奇怪。但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為了把劉備塑造為理想的“明君”,便把此事移到張飛頭上，這樣既不損害劉備“寬仁長厚”的形象，又有利于突出張飛性如烈火、嫉惡如仇的性格特征，可謂一舉兩得。本文第一部分剖析的劉備梟雄性格的四個主要特點，《演義》著重表現了其堅忍不拔的毅力，對其機變權略也有所表現，這里不作詳論。如此安排，自然是為了有利于突出劉備的“明君”形象，但也存在兩個明顯的弊病：其一，強此弱彼，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其二，過分淡化劉備的梟雄色彩，無形中降低了劉備作為劉蜀集團領袖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使這位歷盡艱辛的開國明君少了幾分英雄之氣，卻多了幾分平庸之感。 ??? （三）多重視角，成功形象 ??? 長期以來，對《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研究者的批評也不少。其中影響最大的，主要有兩種意見。我們不妨對此略加討論。 ??? 批評之一：“形象蒼白”.不止一位學者認為，劉備形象的血肉不夠豐滿，個性化特征不強，顯得比較蒼白。確實，與諸葛亮、關羽、張飛、趙云等劉蜀集團的主要人物形象相比，劉備形象是給人比較單薄的印象。其中原因，大致有這樣幾點： ??? 其一，作為一位“明君”,盡管《三國演義》對劉備的描寫大多以史籍記載為基礎；但從上面的論述已經可以看到，在“仁德愛民”與“尊賢禮士”兩大特征中，其“仁德愛民”的歷史依據和生活依據其實還相當有限。這就是說，對于廣大的普通民眾而言，劉備的“愛民”,更多的是一種愿望，一面旗幟，甚至是一種姿態，一個口號，而實實在在的行動，真真切切的利益卻并不太多。算一算劉備的生活年表便可知道，他一生戎馬倥傯，東奔西走：赤壁大戰前，接連不斷地征戰，接二連三地挫敗，一次又一次地寄人籬下，他基本上沒有真正擁有一塊鞏固的地盤。赤壁大戰后，建安十四年（209）始稱荊州牧，擁有江南四郡，十六年（211）便領兵入蜀；建安十七年（212）借故進攻劉璋，經過兩年征戰，建安十九年（214）才平定益州，二十年（215）便與孫權爭荊州，二十二年（217）又與曹操爭奪漢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夏據有漢中，但不久便失去荊州，損失頭號大將關羽和大批精兵；章武元年（221）四月才稱帝，七月便率軍伐吳，次年遭到慘敗，再過一年病卒。可以說，他實在沒有多少機會去實踐“仁德愛民”的主張。再進一步說，即使他有足夠的機會，作為一個封建統治者，其“愛民”也只能是統治手段而非最終目的，不可能真正達到普通百姓的期望。通俗文藝作家對此缺乏深切的感受，自然難以在小說中把劉備的愛民寫得足夠生動感人。 ??? 其二，眾所周知，《三國演義》的真正主角是諸葛亮。除此之外，在劉蜀集團諸人物中，作者花費筆墨最多的乃是關羽。至于劉備，雖系劉蜀集團的領袖，卻主要是承擔“明君”的道義責任，而少有富于個性的言行舉止。這樣的劉備形象，不能不在相當程度上給人以“扁平”的感覺。 ??? 其三，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作者有意強化劉備的明君形象，淡化其梟雄色彩，不僅損害了人物形象的豐富性，而且降低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實際地位，使他少了幾分英雄之氣，卻多了幾分平庸之感。這樣，要想把劉備形象塑造得象諸葛亮、關羽、張飛那樣活靈活現，就難乎其難了。 ??? 應該說，羅貫中在塑造劉備形象時，因過于追求理想化的明君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藝術的辯證法，結果欲益反損，人物性格的獨特性和豐富性未能充分彰顯。 ??? 不過，換一個角度來看，在缺乏足夠的藝術積累的情況下，羅貫中能把劉備形象寫到如此程度，已屬難能可貴。只要把《三國演義》中的劉備與三國戲、《三國志平話》中的劉備加以比較，便應該肯定羅貫中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 ??? 批評之二，“長厚似偽”③。持此看法者不少，影響也很大，對此究竟應該怎樣理解呢？ ??? 其一，目的與手段、功利追求與道德向往的矛盾，使劉備難以避免“似偽”之舉。作為一代英杰，在天下大亂，群雄并起之際，劉備要想興復漢室，統一全國，而又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割據者都像陶謙那樣以禮相讓，就只能奪取版圖于他人之手。既要奪取，機巧權謀都是少不了的。試以取益州為例。早在諸葛亮的《隆中對》中，就制定了“跨有荊、益”,伺機兩路北伐的戰略方針④，這關系到劉備集團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奮斗目標。而在占據荊州之后，劉備對是否奪取益州曾經有過疑慮： ??? （龐）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為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吾不忍也。”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后，報之以義，封為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⑤ ??? 事情很清楚：劉備要么坐守荊州，不再進取；要么入主益州，取而代之。而如果益州被他人（例如曹操）所取，則將從西、北兩個方向對荊州形成鉗形攻勢，那對劉備集團將是大大不利。所以劉備采納了龐統的意見。當他率兵入蜀，初會劉璋時，龐統、法正勸他在宴席上殺掉劉璋，一舉奪取益州；劉備拒絕道：“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⑥此后一面敷衍劉璋，不去攻打張魯；一面“廣施恩惠，以收民心”.但他并未忘記奪取益州的目標，次年便以劉璋資助兵馬糧草不足為借口，擒斬楊懷高沛，襲取涪城。而在益州真正奪到手時，面對劉璋這位軟弱無能而心地還算仁厚的同宗兄弟，劉備不可能毫無內疚。“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第65回）這正反映了政治領袖人物在尖銳復雜的斗爭中常有的矛盾心態。為了爭取人心，他們可以愛民，可以敬賢，卻不可能對競爭對手處處“長厚”.這里無法完全避免詐偽，但如果一概斥為“詐偽”,就未免太偏激了。 ??? 其二，《演義》對劉備愛民的描寫，確有過頭失真之處。如第41回寫劉備攜民渡江，見百姓扶老攜幼，哭聲不絕，劉備不禁大慟，這是合乎情理的，與他后來甘冒生命危險也不拋棄百姓的行為是一致的。但作品緊接著寫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這就太過頭了，反而顯得不真實。作者一心想美化劉備，但夸張過分，卻反而造成了“似偽”的不良效果。這是《演義》中的敗筆之一。在中國小說史上，對理想人物過分美化，結果欲益反損，弄巧成拙的教訓，這算是較早的一例。 ??? 其三，《演義》第42回寫趙云將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劉備手中，“玄德接過，擲之于地曰：’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后人對此時有譏刺，民間甚至有“劉備摔阿斗――收買人心”的俗語，似乎這也是詐偽。誠然，在常態下，政治人物都把自己的兒子視為心肝寶貝，這也是人之常情。但在兵微將寡之時，生死未卜之際，在兵敗如山倒的危急關頭，在古代那些以爭奪天下為最高目標的政治人物心目中，關乎事業成敗的心腹大將有時似乎比妻子更重要。《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明確記載，在遭受當陽之敗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云等數十騎走”.《演義》的描寫，可以說是這一史實的自然延伸。古今政治道德觀念有異，亂世英雄與普通百姓的選擇不同；何況《演義》寫的是劉備激動時沖口而出之言，從中可見對趙云的感激和撫慰，而非真要拋棄阿斗。對此不宜作簡單化的負面理解。 ??? 其四，對于劉備臨終托孤于諸葛亮之舉，《演義》第85回在史實的基礎上，寫得頗為動情。我在前面已經對史實作過分析，這里不再贅述。如果把這視為“詐偽”,不僅沒有歷史依據，而且沒有小說情節的依據，也不符合作者的創作意圖。這樣不僅無端地貶低了劉備，而且也損害了諸葛亮的形象，我認為是不應該的。 ??? 此外，有的研究者一味指責劉備狡猾、奸詐，似乎劉備比曹操更虛偽，更不可取。盡管有的文章寫得有激情，有文采，卻帶有過多的主觀色彩，而與作品的整體描寫脫節，與作者的創作意圖則差距更大。 ??? 總之，“疑似之跡，不可不察。”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看，《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其言行確有詐偽和“似偽”之處；但從形象的整體來說，其“長厚”大體上還是真實可信的，是其形象的基調，“不是偽”. ??? 結論是：綜觀中國小說史，在眾多的國君形象，尤其是開國之君形象中，《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不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后來絕大多數同類形象難以企及的。因此，盡管他還不是充分典型化的，但仍是一個比較成功的、獨具特色的藝術形象。 ??? 注釋： ??? ①參見拙作《論魏延》。原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收入拙著《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 ②初稿載《西南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修訂稿收入拙著《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 ③此說以魯迅先生的評判為代表：“至于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見其《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上）。 ??? ④見《三國演義》第38回。取材于《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 ⑤見《三國演義》第60回。取材于《三國志？蜀書？龐統傳》注引《九州春秋》。 ??? ⑥見《三國演義》第61回。取材于《三國志？蜀書？龐統傳》。 ??? 2003年2月初稿 2003年3月修改 2004年3月再改 ??? 原載：四川文物，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