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初刻本問世年代“萬歷末年說” ??? 周鈞韜 ??? 內容提要 《金瓶梅》初刻本問世年代問題，魯迅認為是明萬歷庚戌（38年），此論影響甚大。臺灣學者魏子云先生根據1933年修的《吳縣志》考定，萬歷41年“馬仲良時榷吳關”,《金瓶梅》還未付刻，從而否定了魯說。但魏先生的證據并不過硬，還存在問題。法家學者雷威爾提出：“我懷疑1933年修的《吳縣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錯誤，還需要重加核對?！睘榇俗髡咦髁诉M一步考證，查到清康熙12年（1673）的《滸墅關志》，確證魏說為是。作者的考證解決了魏先生考證中存在的問題。且作者考出的凊康熙12年（1673）的《滸墅關志》，離“馬仲良時榷吳關”的萬歷41年，僅相距60年，而魏先生考出的民國（1933年）《吳縣志》與萬歷41年（1613）相距320年。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法國學者雷威爾的疑問。從史料的價值來講，凊康熙12年（1673）的《滸墅關志》比民國（1933年）《吳縣志》的史料價值要高得多。這才可以說為推倒魯說跨出了決定性的一歩。 ??? 作者又根據袁小修的《游居柿錄》、李日華的《味水軒日記》、薛岡的《天爵堂筆余》、沈德符的《野獲編》，考出《金瓶梅》初刻本問世在萬歷45年冬到萬歷47年之說，從而提出了《金瓶梅》初刻本問世年代“萬歷末年說”. ??? 2008年，吳敢就此文對周鈞韜提出公開譴責。周鈞韜在《周鈞韜金瓶梅研究文集。代跋》發表姜得男：《金瓶梅初刻本問世年代考證的爭辯--評吳敢對周鈞韜的公開譴責》一文于以答辯。周鈞韜亦有論文：《重論金瓶梅初刻本問世年代“萬歷末年說”》，待發表。 ??? 《金瓶梅》問世后一直傳抄了四十多年，到萬歷末年才有刻本問世。此中定有緣故。這在《金瓶梅》研究中，是個不小的問題。搞清楚這個問題，對搞清楚《金瓶梅》的創作宗旨與當時上層政治斗爭的關系等問題具有一定的意義。但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還必須先搞清楚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個問題：《金瓶梅》的初刻本到底問世于什么時間？ ??? 對這個問題，魯迅早已有定論。但是他的結論是不妥的，必須進一步加以探討。 ??? 魯迅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說 ??? 魯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下冊）中指出： ??? 諸“世情書”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鈔本流傳，袁宏道見數卷……萬歷庚戌（1610），吳中始有刻本，計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闕，刻時所補也（見《野獲編》二十五）。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19編。新潮社1924年版。 ??? 在這里，魯迅沒有用“可能”、“大約”等推測之詞，而是下了斷語。在他看來，《金瓶梅》初刻在萬歷庚戌年（三十八年），地點是“吳中”.此說一出，遂成定論。沿用此說者不乏其人。鄭振鐸在1927年4月出版的《文學大綱》中說：“萬歷庚戌（1610）始有刻本，計一百回。其中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原闕，刻此所補?！编嵳耔I：《文學大綱》第3冊第23章，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沈雁冰在同年6月發表的《中國文學內的性欲描寫》一文中也說：“明代萬歷庚戌始有刻本”《中國文學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但他們都沒有加以考證。 ??? 到了1932年，鄭振鐸在出版《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時，似乎對庚戌本說產生了懷疑。他說： ??? 《金瓶梅》有好幾種不同的版本。最早的一本，可能便是北方所刻的《金瓶梅詞話》，沈德符所謂“吳中懸之國門”的一本。當冠有萬歷丁巳（四十五年）東吳弄珠客的序和袁石公（題作廿公）之跋的。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四冊第60章，樸社出版部1932年版。 ??? 在這里，鄭振鐸肯定“詞話本”為初刻本而否定了庚戌本之說。但這仍是推測，也沒有考證。第二年（1933），在《談〈金瓶梅詞話〉》一文中，鄭振鐸又說：《金瓶梅詞話》“當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金瓶梅》。但沈德符所見‘吳中懸之國門’的一本，惜今已絕不可得見。”后又說：“沈氏所謂‘吳中’本，指的當便是弄珠客序的一本?！贝宋妮d《文學》創刊號（1933年）。我們暫且不管鄭氏這一段話的混亂和矛盾之處。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詞話本”非《金瓶梅》的初刻本。為什么鄭氏的看法會出現反復和矛盾，原因仍然在于他沒有做考證工作。 ??? 吳晗在1934年發表了《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一文，在“初刻本”問題上也失之于武斷。他說： ??? 萬歷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這刻本以前，已經有過幾個蘇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萬歷三十七年袁中道從北京得到一個抄本，沈德符又向他借抄一本，不久蘇州就有刻本，這刻本才是《金瓶梅》的第一個本子。此文載《文學季刊》創刊號（1934年）。 ??? 吳晗雖然沒有沿用魯迅的庚戌初刻本說，但他卻提出在萬歷丁巳本前就已有幾個刻本行世，其存在的問題與魯迅的庚戌本說是一樣的。 ??? 直到今天，在《金瓶梅》的研究界，魯迅的庚戌初刻本說，仍有相當的影響。1978年出版的《中國小說史》仍持此說。1980年出版的朱星先生的《金瓶梅考證》，更對此說加以專門論述和發揮。他說： ???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出《金瓶梅》是萬歷庚戌年被刻于吳中。庚戌年是1610年，比現存最早的《金瓶梅詞話》丁巳年（1617）刻本還早七年。而這部庚戌年本，日本也沒有，大概早已亡佚了。我曾為此事去訪問過孫楷第先生，據他說：“國內見到此書版本之多無過于我（這是事實），我只知最早的版本是萬歷丁已年本，未聽說過有庚戌年本。魯迅先生可能記錯了?！蔽蚁媵斞赶壬螌W態度很謹嚴，決不會草率從事，一定有根據的。我于是遍查有關群書，但杳無蹤跡。不得已又把沈德符《野獲編》第二十五卷中《金瓶梅》一段，反復細讀。這是研究《金瓶梅》最早而又最可靠的寶貴材料。最后，我悟出魯迅先生原來是根據這一材料，雖未明說，但可推斷而知《金瓶梅考證》第5-6頁 ??? 其實，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的那段文字后，就加了一個括號注：“見《野獲編》二十五”.其根據清清楚楚，根本不需要朱星先生“遍查群書”,最后以“推斷而知”.不過，朱星認為，“魯迅先生治學態度很謹嚴，決不會草率從事，一定有根據的”,這倒說出了幾十年來，不少學者盲目信從魯迅的庚戌初刻本說，而不加仔細考證的重要原因。 ??? 那么，魯迅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說是怎樣提出來的呢？現將其根據：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五《金瓶梅》條抄錄如下： ???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按：袁氏原文：“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等為逸典”），予恨未得見。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劉延伯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余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余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 ??? 丙午，是萬歷三十四年（1606）；又三年，是萬歷三十七年（1609），或三十八年（1610）袁小修這次赴京會試，是萬歷三十八年。；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這個“未幾時”當然可以推測為一年或更短。這樣，《金瓶梅》的初刻本在“吳中懸之國門”則在萬歷三十八年庚戌（1610）。魯迅依據這段話作出《金瓶梅》初刻本問世于萬歷庚戌年的結論，似乎亦差不離。正如趙景深先生所說：“從丙午年算起，過了三年，應該是庚戌年，也就是萬歷三十八年。所以我認為，朱星同志推測魯迅所說的庚戌版本是合情合理的?！壁w景深：《評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載《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但是，魯迅在沈德符這段話中，忽略了“馬仲良時榷吳關”這一句關鍵性的話。馬仲良時榷吳關的“時”是什么時候？對此魯迅沒有加以考證，致使他的“庚戌初刻本”說判斷有誤。 ?1/2 ???1?2?下一頁?尾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