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來的慧能研究——對以大陸學術界為主的考察 　　董群 　　對于慧能的研究，有一類常常隱含在對禪宗的研究之中，這一類資料更是難以統計清楚。而在有明顯標識的慧能研究作品中，研究內容包含兩個方面，具體涉及的細節及不同觀點如下： 　　一、《壇經》經典研究 　　1、《壇經》的整理。 　　慧能研究的基本資料是《壇經》。大陸學術界對《壇經》的學術整理，在1962年7月編就，1965年12月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教學資料匯編》（隋唐部分）下冊的《禪宗》一節中以《關于惠能的事跡和思想》為題，依宗寶本，摘錄了一些材料，并加標點注釋，是一個不完全的整理本。1982年，中華書局編輯出版《中國佛教典籍選刊》，郭朋以日本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校訂的敦煌本《壇經》為底本，參照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作成《壇經校釋》一書，1983年9月初版，到1997年10月已是第6次印刷，總印數達32,00冊。1980年，中華書局編輯出版《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遍》，其中第2卷第4冊為禪宗卷。1983年6月第1版，收入了《壇經》的敦煌本和宗寶本，加以標點。楊曾文在1986初步完成對敦煌博物館所藏《壇經》寫本（敦博本）的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名《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在附錄中也收入了日本大乘寺本《壇經》。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第1冊中，收入《壇經》五種即：敦煌本斯五四七五號（影印并抄錄）、敦博本０七七號（影印）、曹溪原本（據嘉興藏影印）、日本興圣寺藏宋本（影印）和宗寶本（據嘉興藏影印）。1997年2月，周紹良在文物出版社出版《敦煌寫本壇經原本》，“原本”之意，是為未經后人潤色整理的，共收入五種，即：北京圖書館藏有字七九號卷子殘頁、北京圖書館藏岡字四八號卷子、倫敦大英圖書館藏斯五四七五號冊子、敦煌博物館藏０七七號冊子及旅順博物館原藏已迷失冊子首尾照片，全部影印，再依此錄出“原本”，并加標點及簡單的校記。教內外還出版了許多普及本及教內流通本。日本方面，以柳田圣山所編的《六祖壇經諸本集成》為著名，東京中文出版社1976年7月出版，共收入11種，即：敦煌本、興圣寺本、金山天寧寺本、大乘寺本、高麗傳本、明版南藏本、明版正統本、清代真樸重梓本、曹溪原本、流布本、金陵刻經處本，另外還收有西夏文斷片、金澤文庫本斷片。英文文獻方面，有學者專門研究了《壇經》的英譯本，列出了1930年以來的11種版本的譯本。 　　2、《壇經》的成立及流變 　　現存的《壇經》，有四個本子，即敦煌本、惠昕本、曹溪原本、宗寶本，以敦煌本（包括敦博本）最為接近古本，歷史上流傳的更多，反映出《壇經》本身的變化發展。胡適在1966年1月8日寫成《<壇經>考之一》，指出《曹溪大師別傳》和《壇經》之間的并列關系，契嵩三卷是將文字“鄙俚繁雜”的《壇經》的真正古本和《曹溪大師別傳》的結合，而宗寶本則是在此基礎上增改而成，明藏本以契嵩本為祖本。 　　印順認為，《壇經》主體部分是無相戒，這在慧能生前就應該成立了，慧能入滅后，其平日接引的機緣、臨終前后情形，由弟子記錄出來，附編于大梵寺說法后，也泛稱《壇經》，完成了《壇經》的原型，現存的本子以敦煌最古，但不是原型。他對胡適、宇井伯壽、關口真大、柳田圣山的觀點都加以分析，認為“《壇經》的各種本子，從大類上去分別，可統攝為四種本子：敦煌本、古本、惠昕本、至元本。”敦煌本為神會門下的修正本，古本則“一定是”將《曹溪大師別傳》的傳說，編入《壇經》而成，無疑是屬于洪州門下的，成立的年代，要比敦煌本（780—800）、《別傳》（781）、《寶林傳》（801）遲些。惠昕本編定的時間，考定為宋乾德五年（967），政和六年（1116）再刊，傳入日本，被稱為“大乘寺本”，紹興二十三年（1153）刊本傳入日本，被稱為“興圣寺本”，兩者在品目及本文上雖有多少修改，都是惠昕的編本。至元本，有兩個相近的本子，即德異本和宗寶本，“組織上最為一致。” 　　杜繼文、魏道儒認為，《壇經》是經過多個禪宗宗派增刪修訂，逐步演化而成的，說它是集體產品，比推測它只有一個原本要全面。 　　郭朋在其《壇經校釋》的序言中，考察分析了胡適、印順觀點及一些日本學者特別是石井修道的觀點，認為胡適用“明藏本”的提法尤為不妥，《曹溪大師別傳》也不能和《壇經》并列，因為它不是《壇經》的一個本子。他對印順的觀點持贊同的態度，對石井修道的觀點有具體介紹和評論，認為他列出的《壇經》流變圖中涉及的14種《壇經》，最根本的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寶本，其余的都不過是這4種本子的翻刻和傳抄而已。 　　楊曾文在其《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中對《壇經》的流變有詳盡的敘述，以《壇經》（不存）祖本為源頭，衍生出敦煌原本（不存）和惠昕原本（所謂文繁古本，不存）。從敦煌原本衍生出敦煌本、敦博本、西夏文本三個本子；從惠昕原本衍生出惠昕本和契嵩本。日本的天寧寺本、大乘寺本、興圣寺本等，均在惠昕本的傳刻本上形成，契嵩本下，又衍生出曹溪原本、德異本和宗寶本，此三種本子又有各自的傳刻本，明代以后的各種藏經本，包括日本的一些藏經本，都以宗寶本為基礎。 　　洪修平不同意楊曾文把敦煌本與惠昕本看作是《壇經》祖本后的兩個并列系統的觀點，主張兩者“至少應該是交叉關系。”他所列的《壇經》諸本關系圖表，以《壇經》原本（不存）為最早，衍生出“南方宗旨”本和文繁的古本（均不存），與此并列的是《曹溪大師別傳》。敦煌本直接從南方宗旨本而來，惠昕本直接來自文繁的古本，并與敦煌本也有關系，契嵩本是文繁的古本和《曹溪大師別傳》結合而成的，這和胡適的看法有相近之處。契嵩本衍生出德異本和曹溪原本，此兩個本子又衍生出宗寶本，而宗寶本也與惠昕本有聯系。 ?1/3 ???1?2?3?下一頁?尾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