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飾變遷——非文本的社會思想史 　　劉志琴 　　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關系是近年來思想史、文化史和社會史研究中的新課題，認識這一問題不僅要在理論上進行新的探索，更要從實證研究上開拓新的領域，把非觀念性（即文本性）的資料，引入思想史的范疇，或從思想史的角度解釋生活方式的變遷。本文以服裝為例提出這一問題，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中國傳統(tǒng)文化模式是禮俗文化，這是以禮為中心的一系列的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它以血緣為紐帶，以等級分配為核心，以倫理道德為本位，滲透中國人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各個領域。 　　從權力財產(chǎn)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費，幾乎無所不在，就其內(nèi)容來說具有等級序列、倫理道德和生活方式三位一體的結構。精英文化的倫理價值觀以無可匹敵的強勁的勢態(tài)滲進衣食住行，肇成生活方式的意識形態(tài)化，從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這就是世俗理性。對此說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學家們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題，它要求人們以倫理之道觀照日常生活；又從日常生活體體會人倫事理，這是中華文明區(qū)別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色，這為我們理解中國傳統(tǒng)文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路。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近代化離不開這三位一體文化結構的解體，服裝是突出的一例。* 　　一、衣冠之治在清代的強化與民族意識危機 　　在物質生活中，衣冠服飾是衣食住行之首，它最顯著、最充分地表現(xiàn)人們的身份地位，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在衣冠服飾上有極其強烈的反映，這在中外概不例外，在中國又與禮制相結合，并成為禮制的重要內(nèi)容。歷代王朝都以“會典”、“律例”、“典章”或“車服制”、“輿服制”、“喪服制”等各種條文頒布律令，規(guī)范和管理各階層的穿衣戴帽，從服裝的質料、色彩、花紋和款式都有詳盡的規(guī)定，不遺瑣細地區(qū)分君臣士庶服裝的差別，違者要以僭禮逾制處以重罰，這是華夏族的傳統(tǒng)。 　　所謂“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1）這說明我們的祖先自古以來就以衣冠禮儀的美譽“華夏”作為族稱，這既有重視儀容的方面，也包括用服裝區(qū)分尊卑貴賤這一套規(guī)章制度，使森嚴的等級管制深入到穿衣戴帽，在華夏文明中形成衣冠之治的傳統(tǒng)，這是中國服飾制度的特色。清朝是以異族入主中原，滿族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在戎馬生涯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冠服形制與漢人的服裝大異其趣。清王朝建立后，統(tǒng)治者為了泯滅漢人的民族意識，強制推行滿人的服飾，禁止?jié)h人穿漢裝的法令非常嚴厲，堅持佩戴前朝方巾的儒生，往往遭到殺戮，這在各地引起軒然大波。最令漢人反感的是按滿族的習俗在前額剃發(fā)，后腦留發(fā)梳條大辮子。有的士大夫為了保持漢民族的氣節(jié)，寧可剃了光頭當和尚；有的在頭部畫上明朝的方巾，以示不忘故國衣冠；有的取名守發(fā)、首發(fā)，用隱諱的文字表達內(nèi)心的憤慨。漢人的強烈抵制，迫使清王朝采取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所謂“十不從”的對策，這才使剃發(fā)易服的民怨得到緩和，清代服飾也得以充分吸收漢族服飾的成就。以官服為例，馬蹄袖、馬褂是清代官員服制的一大特色，但官服上的“補子”直接取之明代，文官繡禽類，武官繡獸類。分別按品級的高低，繡以各類飛禽走獸，以這標幟突出官員在職能和氣質上的要求。與明代不同的是，這補子是繡在袍衫外面的大褂子上，稱為“補褂”或“補服”，大褂的前胸是對襟的，補子也分為兩塊，禽獸的花樣與明代也略有差異，由于補子是在成衣后縫上的，對于邊角的加工更為精細，常常配以精致的花邊，突出了裝飾效果。明代的烏紗帽到清代換成花翎，用孔雀毛上的“眼”即“目暈”花樣的多少，分出單眼、雙眼和三眼的級別。官員的朝服和常服，里三層外三層，行袍、行裳、馬褂、坎肩、補服，重重疊疊，還要佩戴各種朝珠、朝帶、玉佩、彩絳、花金圓版、荷包香囊等等，朝珠又有翡翠、瑪瑙、珊瑚、玉石、檀木的等級限定，連絲絳都有明黃、寶藍、石青之分，用什么款式、質料和顏色都要受到禮制的規(guī)范，違反規(guī)定的以犯 罪論處，雍正皇帝賜死年羹堯，就有擅用鵝黃小刀荷包，穿四衩衣服，縱容家人穿補服的罪狀。將服飾的等級之別，縷分細析到極至。女裝雖然相對寬松，但精雕細刻無微不至，鑲邊有所謂“三鑲三滾”、“五鑲五滾”、“七鑲七滾”，多至“十八鑲”，在鑲滾之外還在下擺、大襟、裙邊和袖口上綴滿各色珠翠和繡花，折裥之間再用絲線交叉串聯(lián)，連看不到的襪底、鞋底也繡上密密的花紋。這樣重重疊疊，無所不在的裝飾效果，雖然有一定的美學價值，但如此繁瑣細密的包裝，是衣冠之治高度細密化的產(chǎn)物，這也使清代的服飾到了難以再發(fā)展的地步。 　　所以清王朝對明朝服制的變更，對華夏族的衣冠形成沖擊，卻從未動搖華夏族的衣冠之治，因為在華夏族的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飾不僅僅是生活的消費品，也是尊卑貴賤等級序列的標志，這是物質的也是身份、地位的社會待遇，所以衣冠之治實際上是衣冠之別，有關種種穿靴、戴帽、著裝、佩飾的煩瑣規(guī)定，莫不是深入到生活的每一細部，維持森嚴的階級統(tǒng)治。所以清王朝服飾變更的是形制，而不是它的實質性內(nèi)容，而形制也是為了壓抑和淡化漢人的民族意識，加強清人的統(tǒng)治。正是因為如此，清王朝繼承、強化了華夏衣冠之治的傳統(tǒng)，并摻進民族壓迫意識，形成清代的服飾制度。這也意味著當清王朝統(tǒng)治走向衰微，民族矛盾上升到一定地步，必然要在服飾方面再起風波。 　　到清末，王朝統(tǒng)治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滿漢文化在漫長的歲月中逐漸融匯，習俗相沿，代代相承，清人的服飾已經(jīng)為漢人所認同，并形成新的服飾傳統(tǒng)，但是潛藏在清初服飾變更中的民族意識并末消亡。當社會矛盾尖銳，階級沖突激化時期，當初強制漢人剃發(fā)易服留下的民族創(chuàng)傷又重新復萌，成為漢人聯(lián)合反對清王朝的契機。太平軍揭竿而起，就以“蓄發(fā)易服”號召漢人反清，這對清代的衣冠之治是一重創(chuàng)。 　　二、太平軍“蓄發(fā)易服”的旋風與不變的衣冠之治 　　太平軍起自貧苦農(nóng)民，起義之初不論是頭領還是普通一兵，在衣襟上概用黃布條為記，穿著簡陋，自無服制之別。占領武昌后，勢力日益壯大，輿馬服飾即有分別，進入南京，洪秀全坐上天國的統(tǒng)治寶座后，立即仿效帝王之制，專設“典衣衙”，從袍服、靴帽的質料、顏色、長短，一律按官職的級別定出標準，以顯示等級的差異。各級將領都穿紅袍馬褂，包頭布的色彩和用料有嚴格的等級區(qū)分，官高一級，拖長一寸。 　　1861年頒布《欽定士階條例》限定：“民間居常所戴之帽，皆用烏布纂帽。其富厚殷實之人，則緞縐紗，任由自便，但不得用別樣顏色，致與有官爵者相混。”（2）同時對秀士、俊士、杰士、達士、國士、武士、榜眼、探花、狀元的衣帽袍靴式樣也作了與其身份相應的規(guī)定。對士兵的服飾并無定制，一般的是裹頭、扎巾、短衣、花鞋，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蓄發(fā)系長穗，飄飄下垂。 　　剃頭蓄發(fā)和翎頂冠戴是滿清統(tǒng)治者法定的官服，太平軍首先從這里開刀，嚴厲禁穿清朝官服，要求男子蓄發(fā)留須、婦女放足。在《奉天討胡檄》的文告中宣稱：“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令滿洲悉令削發(fā)，拖一長尾于后，是使中國人變?yōu)榍莴F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令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人忘其根本也。”（3）認為清朝官員的衣冠是“妖服”，在所到之處一概加以撕毀。每占領一地，第一道公告往往是命令蓄發(fā)，宣布“有再剃者，殺無赦。”（4）為了不讓帽子遮蓋已經(jīng)剃了發(fā)的，裹上太平軍的紅頭巾，還下令不準戴氈帽。清朝服飾在中國已流行二百多年，經(jīng)過幾代人的傳承，已成為漢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改變已經(jīng)習慣的東西，尤其是不準戴氈帽，激起人們的反感，有的因為不愿去掉帽子被笞打、示眾，甚至被殺。盡管蓄發(fā)易服，有種種過激的舉動，也遭遇一些人的抵制，但自愿蓄發(fā)者也不在少數(shù)，據(jù)同情太平軍的呤利對蘇州地區(qū)的觀察說：“使我感動的是，他們都樂于留發(fā)，這是太平軍和自由的標記。”這點在曾國藩的奏折中也有反映，由此可見太平軍的服飾在南方也曾風行一時，由于這是與太平軍政權相聯(lián)系的服飾樣式，隨著太平天國的滅亡，這一服飾也隨之消亡，以長發(fā)為特征的太平軍卻成為因此得了“長毛”的稱號。 　　太平軍掀起的一股“蓄發(fā)易服”的風潮，是歷代農(nóng)民起義從未有的舉動，無論是漢代的黃巾起義，唐代的黃巢，明代的李自成，在起義中服飾上也有所標記，但從沒有在社會上推行服飾變革，所以這是太平軍的創(chuàng)舉，但它變更的僅僅是款式形制，并非是衣冠的等級之別，洪秀全登基后立即仿效封建王朝的禮制，用衣冠區(qū)分君民士庶，維護層層隸屬的統(tǒng)治，在實質上依然是傳統(tǒng)的衣冠之治，所以太平軍的服飾變革有種族色彩并無風俗改良的意義，與近代化無緣。 ?1/4 ???1?2?3?4?下一頁?尾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