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創作方法新釋 ??? 王海洋 ??? 一 ??? 作為“古今爭天下之一大奇局”的長篇歷史演義小說《三國演義》，長期以來以其歷史史實與傳奇故事相結合的方式獨展其特有藝術魅力，深受歷代讀者稱賞，以至于此書一出，“嗣是效顰日眾，因而有《夏書》、《商書》、《列國》、《兩漢》、《唐書》、《南北宋》諸刻，其浩翰幾與正史分簽并架”①并由此促成了我國歷史小說創作極為繁盛的局面。但是，對于歷史小說創作的有關理論問題，特別是史實與現實的關系這一個更復雜的問題向來眾說紛紜，聚訟不已。這正如老黑格爾所說：“由于不同時代的隔閡就發生這樣一個問題：一件藝術作品，應該怎樣表現所寫地方的外在方面，例如風俗人情、宗教、政治、社會道德各方面的情況呢？換句話說，藝術家應該忘去他自己的時代，眼里只看到過去時代及其實在情況，使他的作品成為過去時代的一幅忠實圖畫呢？還是他不僅有權利而且有義務要只注意到他自己的民族和時代，按照符合他自己的時代特點的觀點去創作他的作品呢？”②的確，在蒼茫遙遠的歷史和鮮活逼真的現實之間，如何恰切地衡量與把握兩者的本真和聯系，這是系扣在歷史小說創作家面前的一個硬結。具體到小說《三國演義》的評論史也是這樣。早期的論者觀點可以庸愚子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為代表： ??? 夫史，非獨紀歷代之事，蓋欲昭往昔之盛衰，鑒君臣之善惡，載政事之得失，觀人才之吉兇，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災祥，褒貶予奪，無一而不筆之者，有義存焉。 ??? 此段宣言表面是在論史，實際所談就是歷史小說，庸愚子的觀點究其實則就是傳統的“良史”觀，把小說當成純歷史看，即認為歷史小說的創作目的是通過對客觀史實的描述和歷史人物的褒貶，反映社會治亂興衰的若干規律，總結有關的歷史經驗，使后世有一定鑒戒，即所謂“昭往昔”、“載政事”、“觀人才”、“知邦家”是也。解弢在《小說話》中竟至于提出歷史小說應“摭拾軼聞，以糾正史之失實，以補正史之遺漏”.這種“史鑒”觀實是與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素重歷史的傳統相聯系的。重史、信史的傳統影響到了對歷史小說的評判、賞析，當然不可能對之作出科學的評價。而另一派的歷史小說論者從相反的一面出發，強調藝術虛構的重要。如袁于令在《隋史遺文》序言中就批評“悉遵正史”的觀點，提出了“貴幻”的主張。袁于令認為，創作歷史小說可以據史書而“什之七皆史所未備者”,為了取得強烈的藝術效果可以超出通常的生活“情理”,“顧中有慷慨里耳而不必諧于情，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如此著重于藝術虛構的重要性，幾乎到了讓人懷疑其否定歷史真實和生活真實的程度，這又顯然過猶不及，很難得到小說界人士的贊同。新時期以來，學界又常用“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相統一”的觀點來解釋總結歷史小說創作的特色，但此種說法也受到尖銳的挑戰。最主要的癥結在于，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如何相統一，其各自在作品中占多大成份，是“七實三虛”,抑或是“三實七虛”?歷史小說如何反映現實社會的精神？這類問題深深困擾著歷史小說的創作界和理論界。而從歷史的存在出發來闡釋、理解一切的現代闡釋學批評給這個難題的解決帶來了一線智光。 ??? 二 ??? 按照闡釋學理論對歷史的分析，歷史并非一種純客觀的事件，也非純主觀的意識，而是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交融和結合。歷史既包括著過去發生過的實事本身，即所謂歷史的真實，又包括著解釋者（或論者）對這種歷史事實的理解。因為所有一切對歷史事件、史實的記載、復述都包括著記載、復述者自己的理解和解釋。實際呈現出來的“歷史”都是包含著某些論述、解釋者自身的理解在內的歷史。這類論述、解釋者的理解因素（在特定的意義上就是“歷史的真實”）對解釋歷史者所產生的“效果”,就是闡釋學學者所稱的“效果歷史”.因在闡釋學概念中，歷史作為這種“效果歷史”就是經過闡釋的歷史，是客觀歷史事件與闡釋者理解的互滲互融。因為真正的歷史是以往時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存在演變的總和，是過去時代的民情、風俗習慣、思維過程、情感生活等的組合，是一種鮮活的流動融合體，而過往的歷史本身并不能說話，更不可能把自身流動的過程向后人再重新演示一遍；那么后人對歷史的記述和理解就必然要運用他的思想、智慧、情感，甚至想象判斷的能力，以他自己的時代精神物質水平對歷史進行論述和理解。我國古代史籍名著《左傳》和《史記》向來被認為是記史完整、事核理直的作品并以此享譽史界。但其中所記述的是否就是歷史原貌，尚可懷疑。左丘明和司馬遷的記述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他們自己的一些主觀臆想，寄寓了自己情感、理智的褒貶態度。錢鐘書先生的《管錐編》對此現象多有指明：“古史記言太半出于想當然”,“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當然耳”,又說“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在對《史記？項羽本記》中“項王垓下悲歌”的評析時引清人言論又指出“余獨謂垓下是何等時，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馬逃亡，身迷大澤，亦何暇更作歌詩！即有作，亦誰聞之而誰記之歟？吾謂此數語者，無論事之有無，應是太史公‘筆補造化’代為傳神”.正像闡釋學者德國的伽達默爾指出的那樣：“真正的歷史對象不是客體……而是一種關系，在此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理解的真實”.③在記史者的筆下，既有著歷史與現實之間斷裂的鴻溝，也有著內在的意蘊關聯。 ??? 按照上述闡釋學的歷史概念來分析，歷史小說就是作家以小說的形式對歷史作出的一種解釋和理解。由此，歷史小說創作的主旨既不在于怎樣完全忠實地描述歷史事實的原貌，也不在于怎樣運用敷色著彩的藝術手段。關鍵在于作家如何對有關歷史作出豐富的生動的、科學的深刻而有個性的闡釋上。古今中外眾多的歷史文藝作品的創作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如英國偉大的戲劇家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就是這樣。莎翁的《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理查三世》等劇作一般取材于十三世紀初至十五世紀末的英國史實，但所顯出的卻是鮮明的十六世紀才有的人文主義政治歷史觀點：反對封建諸侯割據，擁護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反映了莎翁個人對他所見那個時代的闡釋，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意義。再如意大利作家喬萬尼奧里的長篇歷史小說《斯巴達克思》描寫的是約兩千年前古羅馬的一次風起云涌、驚心動魄的奴隸起義，作品既真實地再現了起義的全過程，熱情歌頌了以斯巴達克為首的奴隸們的反抗精神，同時也寄含了不少具有鮮明資本主義時代色彩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這部小說實可算是對這場起義的喬萬尼奧里式的解釋。《三國演義》這部歷史演義小說名作也是這樣。 ???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是以史學著作《三國志》為主要藍本加以敷演綴合而成。它所描寫的主要事件、人物基本準確、詳實。但這并不等于說小說《三國演義》所敘史實就信實、可靠。甚至連“七實三虛”的論斷都未必盡然符合實際。有學者曾經指出，這部名著在寫作上實具有其濃郁的傳奇成分，對照《三國志》史實，其在情節上進行了大量的虛化、改造。具體方式有：一、張冠李戴，移花接木。如“怒鞭督郵”的主角原是劉備而非張飛，斬華雄的是孫堅而非關羽；二、本末倒置，改變史實。如“義釋張遼”,史實中張遼是主動“將其眾降”的，小說改為被俘后不屈，由劉、關說情，曹操將之義釋；三、于史無征，純屬虛構。這類情節頗多。如舌戰群儒，柴桑吊孝，火燒上方谷，義釋華容道等；四、添枝加葉，踵事增華。如關羽降曹和三顧茅廬故事在史籍中只寥寥數語，但小說卻增飾出很多豐富曲折的細節。④小說中對戰事的描寫向為人稱道，但統觀其中大大小小的各種征戰殺伐的描繪也都并非與歷史真貌相符，而是充滿虛擬夸張的藝術意味。其具體方式有三：一是對搏殺動作進行夸張性描繪；二是注重表現戰斗動作的逆反性；三是著力突出交戰動作的滑稽性。此外作品還利用性格的反差，情境的反差，甚至喜劇性戲劇手法來表現戰爭。⑤如此眾多繁復的史實虛構和虛擬卻并沒影響小說的歷史感與真實性，相反使人產生“疑其為真”的驚人藝術效果。究其因并不在于小說所刻繪的情節人物等與史實的相符程度，而在于小說所寫的三國時代具有現實生命的氣息，把握住了三國時代政治、軍事等歷史的本質方面。作者羅貫中作為一個優秀的歷史小說家，不僅擁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和深厚的歷史修養，而且也擁有較先進的時代進步思想意識。他站在他那個時代現實的思想制高點上，透視三國的歷史，溝通兩者之間的隔膜，從而在歷史與現實社會的聯結中獲得了社會生活的內蘊。 ??? 羅貫中生活的元末明初時代，戰亂頻仍，群雄割據。“亂世”的現實給他以深刻痛楚的感受。他的作品往往以“亂世”為題材，通過對歷史上“亂世”的描寫，深刻揭示造成社會動亂的原因，暴露封建統治者的昏庸、兇殘、腐敗、自私的本質，表現“亂世”中人心思安以及對明君賢臣的期待、向往。而《三國演義》無疑是其中最為生動、出色的一部。《三國演義》以其逼真的描繪，豐滿的刻畫，深刻地揭示出了“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封建社會治亂興衰的歷史規律。因此，我們不妨認定一《三國演義》就是羅貫中對三國歷史的一種獨特的個人闡釋。 ??? 三 ??? 近代小說家吳研人在《兩晉演義》中的批語有云： ??? 作小說難，作歷史小說尤難，作歷史小說而欲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難之又難。 ??? 此語道出了歷史小說寫作的困難：既要有歷史的真實感，又要包含生動的藝術趣味。的確，成功的歷史小說創作，應既不失對歷史進行闡釋的本旨，又不失生動形象的藝術表現手段。從更為廣闊的背景來說，作品的藝術表現也是一種闡釋，即審美的闡釋。由以上對《三國演義》這部作品創作心理動機的實際分析，我們可以總結出該小說的三層主題，也即對三國歷史的審美闡釋。主要有以下三大層面，現略述如下。 ??? 1、武勇智術，瑰偉動人。三國時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三分自是多英俊”,小說對猛將謀士的武勇智術描寫在書中占有至為突出的地位。在書中戰斗場面的描寫中，主要以戰將為中心。作者將大部分藝術心血都傾注在那些“虎賁之土”身上，關羽的英武絕倫，世無其匹；張飛的勇猛剛烈，聲震云天；趙云的文武雙全，渾身是膽。他如黃忠的老而益勇，馬超的雄烈過人等皆觸人深刻。書中其他執堅披銳，能征慣戰之將亦不下數十人。其爭戰的場面也寫得驚心動魄，扣人心弦。如三英戰呂布，溫酒斬華雄，百萬軍中救阿斗，單騎大鬧長板橋……所有這些都展現了三國時代軍事爭戰波瀾壯闊的歷史風貌，具有一種壯懷激烈的陽剛之美。然而作者更著力突出的卻是英雄人物的智術在事業成敗中的作用。謀土郭嘉遺計定遼東，兵不血刃，拓境千里，坐取三袁之首，根除北方后患 孔明在蜀國面臨四面敵兵夾擊情況下，統密安排，“安居平五路”,解除了國之危難。書中凡用智者勝，不用智者敗，“用智”已成為決勝與否的關鍵。曹操“腹隱機謀”又善用人，在三國初期所向披靡，無往不勝；劉備早期因無得力謀臣。弄得東奔西竄，難以立足，而一旦擁有“智絕”的才士諸葛亮，便如魚得水，節節勝利。就是對武將的刻畫，也往往以“用智”來突出其才品的高下。關羽、趙云、張遼、甘寧等著名武將皆不同程度地擁有“善謀”的本領，即使一貫粗豪的張飛，不是也有過“長板橋故設疑障”、“計奪瓦口隘”的巧妙機謀嗎？可以肯定，智謀與武勇的描述展示是構成《三國》世界絢爛多彩畫面的最重要板塊之一。 ??? 2、道德評判，善惡昭彰。鮮明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傾向是《三國演義》審美表現的又一大層面。它的具體展示就是“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和態度。作者對以劉備為首的蜀漢集團一方的品德和事業進行了熱情贊揚和歌頌，對以曹操為首的曹魏集團則給予了無情的抨擊和鞭答。劉備的篤誠寬厚、信義卓著、禮賢下土、愛護民眾的優良品德使他成為封建時代美德美行的化身，而曹操的兇殘暴戾、狡詐猜忌、外寬內妒、殺戳人民等丑惡品德和行徑，則使他成為封建時代統治者惡德惡行的集中代表。小說“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的形成雖然有一定傳統的、歷史的原因，但現實的政治態度、理想、愿望則是起更重要作用的因素。羅貫中從封建社會現實的政治狀況出發，根據他個人對歷史的觀察、理解，顯示出劉蜀一方的正義性，并在具體描述中提出蜀漢“圣君賢相”、“兄弟忠義”的理想君臣關系模式；相應地對曹魏一方的君臣互忌、爭斗乃至殺戳等丑惡內幕則加以深刻批判（特別是在曹操死后的魏方宮廷內部）。當然由于時代的局限和個人思想條件等方面的制約，作者對歌頌的一方描寫未免有欠真實（未能真正反映封建時代的社會本質的一面），但他的期待與展示卻是真誠的、積極的。在對曹魏一方批判時，也不否認曹操一方人士的干略和才華，這就更加深了批判的力度。總之，作者對道德美的標示和道德丑的暴露起到了卓著的昭善顯惡的藝術功用。 ??? 3、悲劇意蘊，警示千古。如本文前一部分所述，歷史小說就是作家以小說的藝術形式對歷史作出某種闡釋。它的藝術魁力產生即是一種作家捕捉到的歷史內蘊與當代意識相互交融的特殊效果。在作品中古代與當代（作者所處時代）歷史與現實達到了充分交融，形成一種穿越歷史時空的哲理感。就《三國演義》的作品實際看，它呈現的深刻哲理主要就在于其籠罩全書的悲劇意蘊一蜀漢集團事業失敗的悲劇。小說起始就描述東漢 末年宮廷變亂、奸佞擅權、民不聊生的社會現狀，表達了對和平、安定、統一的理想社會生活的想望，而作者筆下的劉蜀集團正是實現這種想望的正義代表。他們身上聚合了很多正義者的優良品德：誠信、忠勇、友愛、互助；在人才隊伍上也有敵方不可比擬的優勢：文有智絕的諸葛亮、龐統，武有神勇的關、張、趙、馬、黃五虎上將；他們忍辱負重，艱苦卓絕，前赴后繼，奮進不止，但最終結果卻是“出師未捷”,事業失敗，功業未竟，蜀漢被曹魏所滅。這當中諸葛亮個人的命運悲劇更是讓人感嘆唏噓，一灑同情之淚。他作為中國古代“賢相”的典型，智慧、果敢、忠誠、仁德，為蜀國大業鞠躬盡瘁，嘔心瀝血，直至“秋風五丈原”,死而后已。《三國演義》的這種悲劇結局深刻地凸現了封建社會的某種帶有規律性的哲理，即美好、誠實、信義不敵丑惡、奸詐、虛偽；正義與崇高不敵邪惡與卑俗；良知不敵野心，善良輸于兇惡。正如黃鈞先生曾指出的，這部小說實則是我們民族的雄偉歷史悲劇。書的結束古風有云：“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夢，后人憑吊空牢騷”.于此《三國演義》獲得了穿越時空、橫貫古今的永恒哲理內蘊，引起我們無盡的共鳴深思。 ???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作品主題的三個層面，并非孤立地懸浮于作品內部，而是三者融合為一體。它們相互聯結，互相滲透，共同鑄就了《三國演義》這部偉大的歷史小說。 ??? 注釋： ??? ①可觀道人《新列國志序》。 ??? ②《美學》第一卷373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 ③轉引自朱棟霖《戲劇美學》，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8月版。 ??? ④參見熊篤《〈三國演義〉并非“七實三虛”》分一文，載《三國演義學刊》第2輯。 ??? ⑤參見拙作《論〈三國演義〉寫戰的“戲”筆》，《淮北煤炭師院學報》1995年第4期。 ??? 原載：《江淮論壇》 199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