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唐宋文學研究專家莫礪鋒 　　在國內治文學史的大家之中，莫礪鋒是極其特殊的一位。 　　他是新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30年前論文答辯就上過央視《新聞聯播》。他是程千帆最器重的弟子，公認的唐宋文學研究專家，卻與當下學術評價體系格格不入—申報課題、評獎、寫“大部頭”，他一概拒絕，只愿板凳坐得十年冷，老老實實傳薪遞火。他不用手機，不喜交游，過得像個古人，卻唯獨對普及傳統文化一腔熱情，為此屢登《百家講壇》，講“詩歌唐朝”、“杜甫草堂”，講“白居易”。 　　他的所有堅守與拒絕，其實都是師承有自的憂思—從黃侃到程千帆，再到莫礪鋒，盡管“五四”以來否定中國古代文學的思潮從不間歇，這一脈守望中華文化的傳統卻一直沒有斷。 　　所以，“重寫文學史”這個話題對莫礪鋒而言，更飽含著技術性“重寫”之外的深重情懷。在他看來，“重寫文學史”對現代文學史的學術意義并不大，因為其“重寫”很大程度上與政治評價糾纏在一起，幾乎都是非文學的；這個口號對古代文學史意義更大，除了著眼于文學自身，更重要的是恢復國人對傳統的敬畏之心。 　　讀一首詩的最好體會是感動 　　《文化廣場》：現在普遍認為，“文學史”概念是舶來品，在中國最早出現于1903年，中國古代沒有“文學史”，這一說法您是否同意？如果沒有“文學史”，古人有沒有傳達出成型的“文學史觀”？“文學史”的寫法是否要符合一定之規？ 　　莫礪鋒：當我們說“文學史”這個詞的時候，大概有以下兩種意義：一是指文學的發展過程，比如我們說“李白對唐以后的文學史影響如何”。二是指人們關于文學發展過程的研究、論述，比如我們說“近百年的文學史著作如何”。所謂“學科意義上的文學史”，當然應指后者，它確實是舶來品。 　　文學史的寫法當然沒有一定之規，但它的核心內容還是約定俗成的。1992年，美國學者大衛·帕金斯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就叫“文學史是可能的嗎？”他認為一本好的文學史必須處理好文本與文本產生背景之間的關系，這確實是文學史應該解決的主要問題。 　　中國古人沒有完整的文學史觀念，但肯定有關于某些文學史問題的思考，比如文學的本質是什么，詩歌的本質是什么，作品的意義在哪里，我就寫過一篇《論杜甫的文學史觀》。只是古人不太擅長建立理論體系，沒有發明“文學史”這個術語。 　　中國古人兩千年來不去建構理論，并不是他們笨。古人擅長用三言兩語點評式、感悟式的方式來表達，但它也能說清問題。文學、詩歌最精妙的地方，不是用邏輯思維能說清楚的。寫王維山水詩的論文我不知看了多少，但蘇東坡“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點評說得最好，你怎么說也超不過他。讀一首詩歌的最好體會就是感動，不是要獲得什么體系性、理論性的結論。所以文學史著作沒有定于一尊的標準寫法，完全可以因人而異。 　　今人宜寫斷代史或分體史 　　《文化廣場》：您如何看待個人化、個性化的文學史？在一部文學史里，作者的價值、立場和情懷更重要，還是符合學界共識更重要？ 　　莫礪鋒：個人還是集體來撰寫文學史，是個眾說紛紜的問題。美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勃羅代爾說得好：“人文科學正經歷著全面的危機，這場危機是人文科學自身進步的結果：隨著新認識的積累，科學研究已必須是一項集體工作，而明智的組織形式卻尚待建立。”對文學史研究而言，這種兩難局面更令人棘手。 　　從魯迅、劉半農到劉大杰，那些前輩學人的文學史著作無論內容寬窄、篇幅長短，都是自出手眼的一家之言。前年剛出版的臺靜農《中國文學史》也是一部個人著作，它雖然只是一部根據講義編成的殘稿，卻是包蘊著真知灼見的吉光片羽，價值遠勝于許多完整無缺的同類著作。 　　可惜那個時代已經遠離我們了。臺靜農等人研究文學史時，學術積累畢竟較少。如今的學術背景發生了巨大變化，一來文獻整理成就超過前代，二來研究論著汗牛充棟，所以我同意臺灣學者邱燮友的看法—“個人編寫文學史，可能到劉大杰、葉慶炳為止，以后應走集體合作的途徑。”今人不宜再以一人之力撰寫完整的《中國文學史》，而只宜撰寫斷代史或分體史，最好的做法是先做深入的專題研究，像陳寅恪寫《元白詩箋證稿》、聞一多寫《唐詩雜論》那樣，或者像布拉格學派的穆卡洛夫斯基寫《普勒的〈大自然的雄偉〉》、伏狄卡寫《現代捷克散文的開始》那樣，只對某個文學史問題進行深入研究，這樣才能為真正有價值的新文學史打好學術基礎。 　　至于集體編寫的文學史，則用作現代大學中文系的教材比較合適。因為畢竟人多力量大，容易窮盡文學史各個分支的內容，也容易掌握新出的研究成果。 　　臺靜農的《中國文學史》曾在臺灣大學用作教材，當年劉師培、魯迅等人講授文學史時，有的甚至更加簡略，授課時全憑腹儲的也大有人在。但今天的教師似乎不具備那樣的學問功底了，學生的水平也今非昔比，像劉師培、魯迅那樣的講授法，坐在臺下的必須是傅斯年或臺靜農才行。否則的話，即使臺靜農起死回生重新走上臺灣大學的講臺，臺下所坐的已非葉慶炳或林文月，縱有舌端花雨，又怎能達成拈花微笑的心靈交流？ 　　“重寫”主要針對三部書 　　《文化廣場》：20世紀出現過三次大規模的“重寫文學史”：民國初期“五四”知識分子對中國古典文學史蓋棺定論式的重寫，1949年國家意識形態下又一次大規模重寫，1988年陳思和、王曉明等學者提出“重寫文學史”口號。如何評價這三次“重寫”？“重寫”的成果如何？ 　　莫礪鋒：“重寫文學史”的呼聲在學術界已經響了好多年，在明確提出這個口號之前，重寫文學史早已悄悄地開始了。 　　歷史學科本來就具有當代性，任何分支的歷史都應不斷重寫。文學史所處理的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文學，又是一種“詩無達詁”、“見仁見智”的對象，就更需要不斷進行新的闡釋和評價，一代應有一代之文學史。 　　“重寫文學史”的口號產生于現代文學研究界，其實對現代文學史的學術意義并不大。因為其重寫很大程度上與政治評價糾纏在一起，今天批倒，明天平反，幾乎都是非文學的。這個口號對古代文學史的學術意義更大，因為評判主要著眼于文學自身。 　　“重寫文學史”毫無疑問，需要深思的是怎樣重寫。中國文學史著作早已超過300種，我翻閱過的通史性質的即有50余種，但它們往往是教科書，陳陳相因非常嚴重。試把上世紀80年代以來問世的幾十部通史瀏覽一過，便可發現許多文學史教材都是“游國恩史”和“文學所史”的改編本。真正有資格成為討論對象的，寥寥無幾。 　　近20年來，文學史界有一種普遍的自我反省意識。大家公認，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游國恩等編《中國文學史》、科學院文學所編《中國文學史》是最流行的、最有權威性的文學史著作。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重寫文學史，主要是以這三部書為對象。 　　人們對三書多有不滿，主要有兩點：一是過于強調政治、經濟等社會歷史背景對文學的影響，有時甚至把這種影響說成文學發展的主要原因。二是論述大多采取依次羅列作家和作品的章節結構，而忽視了對文學發展脈絡也即“史”的線索的揭示。上述兩點也常被簡化為“庸俗社會論”和“作家作品論”。 　　然而，空說容易動手難。即使是一些次要問題，真要創新也舉步維艱。比如中國文學史分期，大多數文學史都按朝代來分，大家對此嘖有煩言。文學有自身的發展階段性，怎么會和封建帝王改朝換代正好重合呢？可是直到今天，仍然沒有解決。 　　懷有一顆充滿溫情的敬畏之心 　　《文化廣場》：錢穆先生說，中國傳統文學與人生、歷史、天地高度融合，“如果傳統文學死不復生，中國社會的現實人生也將死去最有價值的那部分。”您是否同意？對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書寫，除了知識性與技術性的重寫以外，是否更應恢復文學史背后的情懷？ 　　莫礪鋒：錢先生的主要研究興趣在中國歷史，包括中國思想史，但由于他對中華傳統文化抱著敬畏、熱愛的態度，所以對中國古代文學也很重視。而且前輩學人文史兼通，所以錢先生對古代文學也有很深的素養，他的這些觀念，我完全同意。 　　從“五四”以來，對中國古代文學的貶低、否定，幾乎成為潮流。從胡適的白話文學主流論，到1949年以后的民間文學主流論，再到階級斗爭主線說、儒法斗爭主線說，一部中國文學史被歪曲得不成體統，我們的文學傳統受到徹底顛覆。 　　有些年輕人誤認為中華傳統文化只是博物館文化，是我們走向現代化的絆腳石。其實，中華傳統文化內部蘊涵著巨大生命力，它從生成之初就具備了與時俱進的變革機制。龔自珍曾語重心長：“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中國古代文學不但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最耀眼的精華部分，而且是最鮮活生動、元氣淋漓的核心內容。當代中國人要想對傳統文化的精神增進理解，當代外國人要想對中華文化有所了解，古代文學都是最好的途徑和窗口。當我們從事中國文學史研究時，必須像錢先生撰寫《國史大綱》那樣，懷有一顆充滿溫情的敬畏之心。 　　并非所有西方理論都能移植 　　《文化廣場》：在大陸以外，港臺和海外學界其實也在重寫中國文學史。遠的如臺靜農，近的如龔鵬程，還有錢穆先生的文學史講稿。國外則有孫康宜、宇文所安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前野直彬的《中國文學史》。這其中可有理想之作？ 　　莫礪鋒：錢穆先生的文學史以前未有所聞，從貴報傳來的部分內容看，似乎只是學生的課堂記錄，內容殘缺不全，文字也多錯誤。而且錢先生1955年在香港講課時，可能缺乏參考書，僅憑腹儲，臨時發揮，沒有經過仔細推敲。比如錢先生說黃侃先生的“一學生為《文心雕龍》作一注說：‘《蘇李河梁贈答詩》與《古詩十九首》，均為西漢時所做。’此說甚謬。”其實范文瀾在《文心雕龍注》中對這個問題廣征博引，且加按語說：“蘇李（微博）真偽，實難碻斷，惟存而不議，庶寡尤悔耳。”何曾說是“均為西漢時所做？”至于記錄者特為拈出來表彰的“錢師近代最早之發現者”，比如肯定曹操的文學成就，其實魯迅早在1927年就作過《魏晉風度與文章及藥與酒的關系》的著名演講，已稱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師”。全書的主次輕重也不夠妥當，比如說到《左傳》只有寥寥百言，對晁錯的《論貴粟疏》倒大談特談。不過我還沒有讀到整理出版的全書，只有零星的意見。 　　在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史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外國學者很早就參與了這項工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國學者的中國文學史在理論框架、學術觀點和論述方式上都有所不同，它們固然會有國內論著不易出現的錯誤，但也常具有后者所缺乏的優點。事實上，我對宇文所安代表的外國漢學家的研究相當重視，宇文的一個博士生眼下正在我這里訪學，經常與我討論杜甫。 　　但我不認同國內學界的一種趨勢，就是熱衷于運用現代西方理論來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而將傳統研究手段束之高閣；或是過于推崇西方漢學家的選題傾向和研究方法，甚至亦步亦趨。這種現象表面上并沒有像陳獨秀那樣否定中國古代文學自身，但背離了與古代文學共生共長的學術傳統，其結果也會導致失去對傳統的敬畏。 　　并不是所有西方理論都可以成功移植到中國來。西方理論畢竟是從另一種文化傳統中產生并發展起來的，西方的理論家在創立一種學說時很少把中國傳統放在歸納和思考范圍內。在我的閱讀范圍內，好像只有美國的蘇珊·朗格曾通過分析唐代詩人韋應物的一首詩來說明其觀點。巴赫金的文集里倒有一篇文章論及中國的四書五經，但是仔細一看，原來他連“四書”是哪幾本都沒弄明白。 　　我現在更熱心于普及工作 　　《文化廣場》：有學者對文學史的存在持懷疑態度，也有人認為編“文學作品選本”比“文學史”更重要，對此，您的思考是什么？作為一位文學史家，寫一部“理想的文學史”會是您的職業理想嗎？ 　　莫礪鋒：如果把文學史比作一棵大樹，文學史著作只描畫了樹干，作家和作品才是繁茂的枝葉，只讀文學史著作不可能學好古代文學。 　　嚴格地說，我不是一個合格的文學史研究者，只能算是個古代文學愛好者。我有自知之明，認準自己就算活上兩輩子也寫不出一部像樣的中國文學史來，所以從來不做這個夢。事實上我參加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的撰寫，也是因為一直在教文學史，想為教材建設做些貢獻。現在因年齡關系退出文學史教學了，對新出的文學史不必每本都讀了，更不想再去撰寫。 　　我們這一代人，有過知青經歷、被“文革”耽誤了一二十年，從整個學術史來說，只是承上啟下的過渡者。我們要把從老師那里耳提面命了解到的傳統傳給學生一輩，薪盡火傳，歷史任務就完成了。 　　也許是上了年紀的緣故，我現在比較熱心于普及工作。我近年的著作中，自己比較喜歡的并不是《文學史沉思拾零》等學術著作，而是《莫礪鋒詩話》和《漫話東坡》。這兩本書都是我認真撰寫的，花費的時間和精力并不比學術著作少，但它們不能算是“學術成果”，不能用來填寫南大的“工作量表”。 　　我以前出了書，從來沒有讀者給我寫信，這兩本出版以后倒收到好多讀者來信。我相信這才是古代文學的當代意義所在—既然古代文學這么美，為什么不把她介紹給廣大讀者？其實，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人都有這個責任。傳統文化的傳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炒一下就完事了的，需要長時間的堅持。我在中學原本喜愛數理化，后來鬼使神差沒能當上工程師，反倒以鉆故紙堆為職業，希望能為繼承傳統文化做一點菲薄的貢獻，這就是我的職業理想。（深圳商報記者 劉悠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