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不斷強化人們與傳統的隔膜時，在傳統的文學表達方式日漸邊緣化時，古代文學的發現性研究，可能是一個極為必要的應對策略和極為現實的課題。所謂發現性研究，與其說是新的研究方法，不如說只是需要強化的研究意識或導向，即通過專業性的學術研究，揭示古代文學在當代社會文化生活中可能發揮、實際上也在發揮的作用。古代文學既是古代社會狀態、古人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寫照，又以各種方式參與當代精神文化的建設，并成為后者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所以，著眼于古代文學與當代精神文化的溝通及其在當代文化建設中的意義，應是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出發點和核心。 　　所謂發現性研究，有如下幾個值得進一步努力的方向和強化的重點。 　　發掘被忽略的作品 　　發現性研究應致力于發現前人未曾特別關注的作品的價值，提高其在文學史上的透明度，增加文學史的覆蓋面，并相應調整文學史的坐標體系。 　　現代文學史學科的建立使古代文學的發展脈絡得到有效清理，但無論作為學術著作還是作為學科意識的文學史，都存在某種局限性。最突出的是對豐富的文學史現象的削足適履，大量文學作品在某種發展脈絡中找不到位置，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實際上，至少在宋以后的文學作品中，還有大量埋金藏銀有待發掘。例如清代許奉恩《蘭苕館外史》中的《蔣柿姑》，就是一篇絕好的掘藏題材小說，成功地塑造了蔣柿姑這一敢作敢為又工于心計的女性形象，其中人物性格與心理的描寫復雜而微妙，作者或敘述者的態度靈活而不單一，語言也生動有趣。類似這樣的遺珠，在浩如煙海的古代文學寶庫中，必定舉不勝舉。這也正是發現性研究得以展開的前提與動力所在。 　　這需要我們調整觀念與標準。文學研究理所當然地應重點關注與主流價值觀及社會規律相聯系的作品。然而，過分強調整體的社會價值，有可能導致對個人化生活體驗的忽視甚至鄙棄，從而無法全面地體察古人的真實生活狀況。古人的寫作遠比我們想象的豐富，發現他們對個人化生活體驗的揭示，有可能為古代文學與當代人的精神溝通找到新的契合點。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個人生活書寫，既是古人原生態生活的真實反映，也包含著人類永恒的情感因素。若能大面積地發掘古人對這些情感的表現，將有助于消除人們對古代文學的陌生感，激活古代文學的藝術感染力。 　　對經典的“再發現” 　　即使是已有充分研究的作品，我們也同樣可以嘗試通過發現性研究，對文本作出推陳出新的“再發現”闡釋。這一點在今天或許還有特殊的意義。因為相對來說，古代文學名著的傳播有一定廣泛性，但隨著新媒介的流行，經典的接受越來越膚淺化、符號化、實用化。例如，雖然《西游記》中的人物時常會被提及，但并沒有多少人真正顧及小說原著的描寫。大多數時候，人們只是憑借一個簡單的印象，將這些形象作為某種符號使用。《紅樓夢》也經常成為社會的熱點，但人們對那些人物憂傷的感情經歷卻無暇也無意去理解。這種情況的出現，固然有時過境遷所造成的歷史隔膜，但我們的研究不到位可能也不能免責逃咎。必須承認，對一些文學經典的詮釋，可能在陳陳相因中失去原有的思想活力，甚至成為進一步探幽索隱的屏蔽。在這種情況下，對經典的“再發現”就顯得十分必要。 　　在重大問題上，重理思路、再作探究或許知易行難，而通過文本細讀在細節上“再發現”，可能性更大些。文本細讀的再發現之功，將有助于矯正膚淺化、符號化、實用化之弊。 　　探尋古代文學中的人生智慧 　　發現性研究還應特別著眼于探索古代文學作品對人生超越時空的思考。人類的思考并非一蹴而就，生活智慧乃日積月累而成。古代文學正是這種思考與智慧的載體之一，理應成為我們繼承的對象，而繼承源于發現。例如，南宋施德操《北窗炙輠錄》流傳稀少，多記士人言行，又間及社會現實。其中有一篇記述極為精彩： 　　舊間巷有人以賣餅為生，以吹笛為樂，僅得一飽資，即歸臥其家，取笛而吹，其嘹然之聲動鄰保，如此有年矣。其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可委以財也。一日，謂其人曰：“汝賣餅苦，何不易他業？”其人曰：“我賣餅甚樂，易他業何為？”富人曰：“賣餅善矣，然囊不余一錢，不幸有疾患難，汝將何賴？”其人曰：“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錢一千緡，使汝治之，可乎？平居則有溫飽之樂，一旦有患難，又有余資，與汝賣餅所得多矣。”其人不可。富人堅諭之，乃許諾。及錢既入手，遂不聞笛聲矣。無何，但聞籌算之聲爾。其人亦大悔，急取其錢，送富人退之，于是再賣餅。明日笛聲如舊。 　　金錢與精神矛盾，是人類永久的困惑。一些人對現實利益的追求，總以犧牲精神愉悅為代價。這篇小說寓意甚明，與17世紀法國寓言文學家拉封丹所作童話《鞋匠與財主》有異曲同工之妙，至今仍有重大的啟發價值。 　　總結古代文學的藝術思維 　　古代文學在文體、語體乃至具體的表現形式上，都與當代文學有很大不同，但文學精神、審美趣味可以相通，甚至當今最新銳前衛的藝術思維，也可以在古代文學中找到其源頭。發掘古代文學作品歷久彌新的藝術思維，是古代文學研究者參與當代文學進程的應盡義務。 　　樂鈞筆記小說《耳食錄》中有一篇《鄧無影》，描寫一個叫鄧乙的人夜里顧影嘆息曰：“我與爾周旋日久，寧不能少怡我乎？”其影忽從壁上下，并隨其所欲，幻化出 “少年良友”、“貴人”、“官長”、“妙人”與之接談交往。作品中所寫非鬼非怪，而是“影子”。一個人與自我幻化出的不同形象打交道，體現了較深的心理內涵，也反映出作者不同流俗的藝術思維水平。 　　今人往往以顛覆性思維，否定權威、解構經典、嘲弄傳統，其中不乏狂飚突進的時代先鋒，也不免有隨意涂鴉的游戲。而在古代文學作品中，我們同樣經常看到先人不拘一格、思想解放的作品。例如，被認為是徐渭所作的雜劇《歌代嘯》，將四句俗語發揮為劇情，盡顯生活的荒誕本質；又如，《西游補》頗具超前意識，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的話說就是，“奇突之處，時足驚人，間以徘諧，亦常俊絕，殊非同時作手所敢也”。這些作品飛揚跳躍的藝術想象和亦莊亦諧、戲而不謔的藝術精神，值得總結和借鑒。它們的產生絕非孤立的現象，若系統梳理，可以為當代文學的發展提供新的能量。 　　發現性研究是一項既富有吸引力，也富有挑戰性的工作，與研究者的素質、眼光有很大關系，那些不能挖到寶藏或雖挖到了卻未必能認識其價值的人，缺少的就是一種發現的眼光。 　　（作者：劉勇強? 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