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家客廳高懸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 　　1999年被國家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他說這是集體的功勞。 　　他婉拒“氫彈之父”的稱謂。他說，核武器事業是龐大的系統工程，是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下，全國各兄弟單位大力協同完成的大事業。 　　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請教他一個基礎理論問題，不僅得到當面解答，第二天還收到幾大頁紙，詳詳細細寫著推導過程。 　　“人們親切地稱他‘老于’。作為后輩，我們竭力沿著前輩們留下的震撼心靈的足跡，繼續前行。”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所長李華說。 　　年輕時家境貧寒關心國事 　　少時，于敏家境貧寒，受同窗父親的資助才得以繼續攻讀大學。到了北京大學，于敏如饑似渴地廣泛閱讀各類書籍。在學校，他很少參加娛樂活動。夏天的傍晚，同學們在外乘涼，他則在樹蔭下讀書不輟；冬天，同學們在宿舍里打牌、聊天，他披件舊大衣依然在旁邊安靜地看書。于是，同學們送給他一個雅號—“老夫子”。 　　但是，于敏并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酸腐“夫子”，而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進步青年。當時國民黨政治腐敗，民怨沸騰，北大經常鬧學潮，于敏在學習的同時十分關心國事，常常與大家一起上街游行示威。 　　“打松鼠”：與鄧稼先的暗號 　　1965年，正是我國氫彈研究的突破期。于敏發現了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鍵，解決了氫彈原理方案的重要課題后，他當即給北京的鄧稼先打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電話。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們才能聽懂的隱語：暗指氫彈理論研究有了突破。“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只松鼠。”鄧稼先聽出是好消息：“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但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好，我立即趕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鄧稼先就趕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鉆進計算機房，聽取了于敏等人的匯報，并與他們討論分析，興奮的像個大孩子頭兒。經過長時間的深入討論和推敲，終于使整個理論設計日趨完善。 　　在研制氫彈的過程中，于敏曾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間，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壓力和過度的勞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試驗和大型空爆熱試驗時，他身體虛弱，走路都很困難，上臺階要用手幫著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熱試驗前，當于敏被同事們拉著到小山岡上看火球時，已是頭冒冷汗，臉色蒼白，氣喘吁吁。由于操勞過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現場幾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慮到于敏的貢獻和身體狀況，才特許已轉移到西南山區備戰的妻子孫玉芹回京照顧。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體很難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見他氣喘，趕緊扶他起來。不料于敏突然休克過去，經醫生搶救方轉危為安。 　　由于連年都處在極度疲勞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車上開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進醫院檢查。在急診室輸液時，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計算機不如于敏口算快 　　于敏思維敏捷是在求學時就表現出來的。有一次，近世代數考試，張禾瑞先生出的題目很難，數學系學習最好的學生只得了60分，唯獨選修的學物理的于敏得了100分。 　　他的學生藍可也告訴記者，于敏講課或做報告時，很少看講稿，經常是不假思索地便可以寫出一黑板所需要引用的公式。有時需要算一個結果，手持計算機竟還不如于敏口算來得快。 　　近年來，隨著年齡的增長，于敏記憶力稍遜從前，當學生安慰他時，他還幽默地說：“我現在是‘硬件’老了，‘軟件’不老！” 　　1988年，62歲的于敏從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長的崗位上正式退了下來。 　　退休后，他每天早上7點鐘起床，洗漱完畢，先打一打太極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飯。他說，他做的健身操、太極拳，都是野路子，不規范，鍛煉身體活動筋骨罷了。飯畢，看一些科技資料、電視新聞，然后上網看看評論和消息。一上午的時間就這樣打發了。午飯后還要睡一會兒。然后，起來看看報紙和專業的書籍。剩下的時間大多消耗在讀史書上了。 　　于敏雖然是一位大物理學家，但他最大的愛好，竟然是中國歷史、古典文學和京劇。他從小就會背不少古詩詞。退休后，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個小時的時間來讀他喜歡的書。這些書包括《資治通鑒》《史記》《漢書》《三國志》《三國演義》《紅樓夢》等等。隔三岔五地，他還會去看上一次打小就愛看的京劇。他說，年輕時最愛看《三國》，年老了最愛看《紅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