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是我國古代一種比較特殊的教育機構，就如同我們現在的小學、中學、大學一樣。它最早出現在唐朝，不過那時候官方主辦的書院似乎只是一座宮廷圖書館，沒有太多講學授課的職能，倒是存在于民間的少數私人興辦的書院，已經初步具備了講學的功能，開始收些學生，教授課程。書院興盛于宋朝，大批私人興辦的書院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在民間，北宋初年，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湖南長沙的岳麓書院、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再加上嵩山上的嵩陽書院，被并稱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書院與我們現在的大學有些類似，以教育精英和有一定學識的人員為主。凡是到書院學習的人，主要都是以自學為主，老師的指導只起輔助作用。它創立的最重要的一種教育形式就是“講會”制度，也就是一大群人在一起舉辦的學術辯論會。 在四大書院中，每個書院都有自己獨特的成就。 應天府書院所在地商丘，是北宋四大京城之一的“南京應天府”。應天府本來被稱為是宋州，北宋的第一位皇帝宋太祖趙匡胤還沒有當上皇帝的時候，曾是這里的節度史，地以人貴，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就把這里升格為了應天府，后來覺得應天府的地位還不夠高，又把這里升格為了“南京”。北宋真正的國都是“東京開封府”，在《水滸傳》中我們常常會聽到“東京汴梁”這個地方，就是指北宋的國都，東京汴梁就是現在的開封。看到“開封”這個詞，你一定要想到一個人，那就是鐵面無私的黑臉包公——包拯包青天。“南京”只是東京的陪都。“陪都”就是在國都之外另設的第二國都，地位略低于國都。在我國古代很多朝代都有“陪都”，比如說東漢時期的國都是洛陽，當時也被稱作“東京”，而西漢的故都長安則在東漢時期被定為陪都，稱為“西京”；再比如，唐朝的都城在西安，而在它東面的洛陽被定為“東都”；到了抗戰時期，日本人占領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國民政府暫時搬到了重慶，把那里當作了陪都。除了“東京”、“南京”之外，北宋還有兩大都城，一個是“西京河南府”（舊址在現在的河南洛陽），另一個就是“北京大名府”（舊址在現在的河北邯鄲），《水滸傳》中的玉麒麟盧俊義就生活在大名府。講過了北宋四大京城和陪都之后，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應天府書院。應天府書院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是唯一的一所被升為“國子監”的書院。“國子監”是國家設立的最高學府。應天府書院之所以能夠升格為國子監，這要歸功于那位“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北宋大家范仲淹，范仲淹曾在這里主持講學，在范仲淹做了高官之后就把應天府書院升格為了“國子監”。 岳麓書院坐落于湖南長沙的岳麓山下，岳麓山是南岳衡山的一部分（下一部分會講到衡山）。書院始建于唐末五代之時，原為僧人講學之所，到了北宋初年正式創立于岳麓山抱黃洞下，歷經千年，七毀七建，延續至今，故有“千年學府”之稱。清末岳麓書院改名為湖南高等學堂，之后又有諸如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湖南工業專門學校等名稱，最終被定名為湖南大學，現在岳麓書院是湖南大學的一個下設機構。每個學院都有很多對聯，岳麓書院也不例外，在這些對聯中最有名的應該算是書院大門兩旁懸掛著的“惟楚有材，于斯為盛”這一幅了，八個簡簡單單的字，驕傲自信中又透露出一絲霸氣。上聯語出《左傳》，“惟”是助詞，沒有實際意義，意思是說“楚國這個地方出人才”，湖南在春秋戰國時期屬于楚國的領地，自古至今人才輩出。下聯語出《論語》，意思是“這個地方最為興盛”。兩句連在一起，意思就是“楚國人才濟濟，尤以這個地方最為興盛”。是岳麓書院自夸嗎？縱觀歷史，它完全擔得起這個評價。朱熹、王陽明這些被歷史記住的名字都曾在這里作過或長或短的停留，到了清朝末期這里走出去的人更是撐起了那段熱熱鬧鬧的歷史：左宗棠、曾國藩、魏源……難怪余秋雨先生會情不自禁地講道：“你看整整一個清代，那些需要費腦子的事情，不就被這個山間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這幅對聯在清嘉慶年間，由時任山長袁名曜撰寫。“山長”相當于現在的校長，大概最初人們都在山中設立書院，所以人們稱掌管書院的人為“山長”。據說，當時袁山長要為岳麓書院大門題寫對聯，于是借用《左傳》“雖楚有材”之語，出了“惟楚有材”這個上聯，讓學生們應對下聯。他話音剛落，一個名叫張中階的學生脫口而出“于斯為盛”，聽者無不拍手稱快，于是就有了這幅讓人嘆為觀止的名聯。 岳麓山上清風峽中有一小亭，名曰“愛晚亭”，在清乾隆年間由岳麓書院山長建造。最初這個亭子名叫“紅葉亭”，后來有人想起杜牧《山行》中的兩句詩：“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取前一名中“愛”字和“晚”字給這個亭子改名為“愛晚亭”，其意境一下提高數倍。愛晚亭是中國四大名亭之一，另外三大名亭分別是醉翁亭、湖心亭和陶然亭，這四個亭子都因古代的文人雅士而聞名天下。愛晚亭因杜牧的詩句聞名，居四大名亭之首的醉翁亭則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的一篇《醉翁亭記》而被譽為“天下第一亭”。歐陽修號醉翁，他在安徽滁州的時候，與山中僧人交游甚厚，僧人們便在山中為他建了一座亭子，以供歇腳之用，名之為“醉翁亭”，并讓他為之作記。醉翁歐陽修文思泉涌，不假思索地寫下了膾炙人口的《醉翁亭記》，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不知醉倒了多少世人。湖心亭位于杭州西湖中的一座小島上，在這個亭子旁邊立著一塊石碑，上面寫著“?二”兩個字，“?”是“蟲”的繁體字。當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在這座小島上玩得不亦樂乎，乘興寫下了“?二”這兩個字。面對這兩個不成文章的字，身邊的大臣們十分不解，也有裝糊涂的。乾隆爺會心一笑，說這是二字的寓意是“風月無邊”，也就是景色好到了極致。為什么“?二”兩個字代表的是“風月無邊”呢？原來，乾隆爺的這一作法是文人墨客們常常玩的“拆字”小把戲。“風”的繁體字是“風”，把“風”和“月”的邊框去掉就是“?二”，風月沒有邊框，就引申為風月無邊。除了在湖心亭，泰山上也有一處摩崖，刻著“?二”，當然那不是乾隆皇帝的手跡了。陶然亭在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北京市，北京市內有一處公園，名叫“陶然亭公園”，此亭就坐落在那里，公園因亭而得名。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間，亭名取自白居易《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后期》詩中“更待菊黃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一句最后兩字，顯出在此亭駐足時的悠然自在。在近代史上，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先后在這里留下過革命的足跡，這里還見證了高君宇和石評梅兩位革命先輩的偉大愛情。高君宇和石評梅都是杰出的共產黨人，石評梅還以自己的橫溢的才華與呂碧城、蕭紅和張愛玲合稱為“民國四大才女”。不過很可惜，二人雖然相愛，卻并未結合。高石二人均于上世紀二十年代逝世，逝世時都不到三十歲，真是天妒英才啊！二人的合葬墓就在陶然亭旁，了結了“生前未能相依共處，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遺愿。 白鹿洞書院坐落于廬山五老峰。相傳唐朝的時候有個人叫李渤，他年青的時候隱居在這里讀書。李渤養了一只寵物，不是貓、也不是狗，而是一只白鹿。與人相處時間久了，這只白鹿變得非常通達人性，主人讓它往東，它絕對不會往西，主人讓它站著，它絕對不會趴著，甚至還能夠幫助主人傳遞物件，人們都以此為奇，稱它為“神鹿”，李渤也因此被稱為“白鹿先生”。后來，李渤做了大官，常常思念自己年青時的那段求學時光，便在這里建了一些亭臺樓閣，后人稱之為“白鹿洞”。白鹿洞本沒有洞，只因這里地勢較低，從山上向下看如同地洞一般。到了明朝，有人覺得稱之為“洞”卻沒有“洞”，實在是名不副實，就在山中鑿了一個山洞；又有人認為，稱之為“白鹿洞”卻沒有“白鹿”，也實在不妥，就用石頭雕刻了一只白鹿放于洞中；可是大家的意見總是不一樣，又有人認為鑿洞置鹿是多此一舉的事情，就把白鹿從洞中請了出來深埋地下；到了現代，人們無意中從地下又挖出了那只白鹿，于是又把它置于洞旁。 嵩陽書院在歷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場所，但時間最長最有名氣的是作為儒教圣地。嵩陽書院初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為嵩陽寺，為佛教活動場所，僧待多達數百人。 隋大業年間（605—618年），更名為嵩陽觀，為道教活動場所。 唐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李治游嵩山時，閉為行宮，名曰“奉天宮”。 五代后周時（公元951-960年），改為太乙書院。 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名為嵩陽書院，此后一直是歷代名人講授經典的教育場所。 嵩陽書院是古代高等學府，是中國四大書院之一。嵩陽書院建制古樸雅致，中軸線上的主要建筑有五進，廊廡俱全。嵩陽書院因其獨特的儒學教育建筑性質，被稱為研究中國古代書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標本”。 宋初，國內太平，文風四起，儒生經五代久亂之后，都喜歡在山林中找個安靜的地方聚眾講學。登封是堯、舜、禹、周公等曾經居住過的地方。據記載，先后在嵩陽書院講學的有范仲淹、司馬光、程顥、程頤、楊時、朱熹、李綱、范純仁等二十四人，司馬光的巨著《資治通鑒》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陽書院和崇福宮完成的。號稱“二程”的程頤、程顥在嵩陽書院講學10余年。名儒景冬，曾就讀于嵩陽書院，中進士后，曾九任御史。從此嵩陽書院成為北宋影響最大的書院之一。嵩陽書院是宋代理學的發源地之一，宋代理學的“洛學”創世人程顥、程頤兄弟，司馬光、范仲淹曾在嵩陽書院講學，且司馬光巨著《資治通鑒》的一部分是在嵩陽書院撰寫。明末書院毀于兵火，歷經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時期，學田1750多畝，生徒達數百人，藏書達2000多冊如《朱子全書》、《性理精義》、《日講四書》九經等。清代末年，廢除科舉制度，設立學堂，經歷千余年的書院教育走完了科舉歷程。但是書院作為中國古代教育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永遠載入史冊。康熙辛卯年，全省在開封選拔舉人，錄取名額一縣不足一人，但登封就中了五個。清高宗弘歷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十月一日游嵩陽書院時曾賦詩以贊。 以上就是四大書院的故事，更確切的說是北宋初年的四大書院。北宋初年，大宋王朝剛剛走出戰爭的陰霾，百廢待興，仕子們求知若渴。但那時教育毀損殆盡，官學剛剛起步，學院這種民間組織但乘勢而起。待到北宋政權穩定，各領域蓬勃發展之時，學院逐漸被官學取代，沉寂了一百多年，直到南宋時期。白鹿洞書院也不例外，不過它很幸運，這一年理學大師朱熹來到白鹿洞書院，見滿目雜草、斷壁殘垣甚是感慨，于是便下令修復白鹿洞書院，使得白鹿洞書院又重獲新生，而他在白鹿洞書院創設的那一套教學理論和方法也被其它書院效仿，書院在南宋時期發展到了極致。經歷了起起伏伏的元明清三朝，到了清朝末期，光緒帝在1901年下令書院改為學堂，開始仿效西方改革教育，書院從此退出了歷史舞臺。 在明朝末年，有一所書院也是值得一提，這就是“東林書院”。東林書院位于江蘇無錫，建于北宋年間，因周圍環境酷似廬山東林寺，因此命名為“東林書院”。到了明朝末年，東林學者顧憲成、高攀龍來到此處，重建荒廢已久的書院。他們與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展開激烈對抗，被冠以“東林黨”。東林書院有一幅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幅名聯為顧憲成所寫，講的就是我們既要用心讀書，又不能死讀書，要關心國家和天下之事，要忠于自己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