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西藏密教研究綜述 　　許得存 　　一、歷史的回顧 　　西藏密教，相對于“東密”而言，簡稱“藏密”或“西密”。它既非是對印度密教的簡單移植和全盤接受，也不同于“東密”，而是在繼承印度密教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并進一步完善后，成為具有比較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儀式儀軌、修行次序、組織制度、傳承關系和實踐方法，它是藏傳佛教乃至藏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內外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西藏和平解放以前，密法被完全控制在寺院之內，僧侶知識分子們在了解、譯傳、接受和實踐密法過程中，不斷地進行注疏、解析和研究，撰寫了幾千部具有較高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的宏篇巨著，豐富了藏族的文化寶庫，為后人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產。然而，這種被稱譽為藏族傳統文化精髓的宗教文化，曾經一度被人誤解，賦予更多的神秘色彩，抹殺了其應有的文化性與科學價值。清代鼎革，白普仁喇嘛與多杰覺波上師弘法中原，藏密逐漸東傳。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九世班禪、貢噶呼圖克圖、諾那上師等一大批藏族高僧赴內地傳法，大勇法師率領赴藏學法團到藏區，揭開了本世紀藏密研究的序幕，其間斷斷續續，經歷了許多曲折。法尊、能海和觀空等漢族法師曾歷經艱辛涉足西藏，親自體驗密法，苦習藏文，鉆研密典，將多部藏文佛教典籍翻譯成漢文，對傳播藏密作出了重大貢獻，功在千秋。重慶漢藏教理院的成立，造就了一批藏密研究人才。縱觀這一時期的藏密研究，主要側重于對藏文密典的翻譯，介紹藏密基本知識，雖然學術成果不多，影響卻十分深遠，可以說開創了用現代方法研究探討藏密之先河，意義重大。象旅美學者張澄基，港臺學者劉銳之、談延祚、談錫永以及李翊灼等人就是這一時期涌現出來的藏密專家，他們的研究成果頗受重視。特別是劉銳之先生在大手印方面的研究成績顯著，其成果被作為學術基礎而廣泛引用。 　　十年“文革”，由于受左傾思想影響，藏密研究和其他人文學科研究一樣處于蕭條或停止狀態，幾乎沒有什么研究成果可言，而且還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改革開放的東風，給學術界帶來了勃勃生機，出現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喜象。隨著藏學和佛學研究的深入，藏密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就研究機構來說，雖然全國至今還沒有一所專門的藏密研究機構，但涉及藏密研究的單位卻很多，如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西藏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所、藏語系高級佛學院、青海社會科學院民族宗教所、西藏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四川藏學研究所、甘肅藏學研究所、西藏藝術研究所、西藏佛教協會、中國佛教協會的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等。雖然沒有專門學術刊物，但刊載這方面論文的報刊一直不少。如早期的《邊疆通訊》、《旅行雜志》、《中國建設》、《邊政公論》、《海潮音》、《菩提樹》、《獅子吼》、《中央亞細亞》、《新思潮》、《蒙藏月報》、《康導月刊》、《東方雜志》、《現代佛學》、《西垂宣化使公署刊》等和現代的《內明》、《世界宗教研究》、《佛學研究》、《佛教文化》、《中國藏學》、《西藏研究》、《西藏民族學院學報》、《西藏藝術研究》、《西藏民俗》、《雪域文化》、《西藏佛教》、《中國西藏》、《青海民院學報》以及其它高等院校學報。研究的特點正在從傳統的簡單敘述、譯介逐漸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形成了從不同角度，采用各種方法對藏密展開了全方位的探討，發表了較多成果，藏密研究可說已經成為當前國內外藏學研究的熱點之一。就研究隊伍結構言，僧俗兩界配合，漢藏學者合作，此中既有年逾半百的長者，也有風華正茂的中青年學者，形勢喜人。 ?1/7 ???1?2?3?4?5?6?下一頁?尾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