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究竟有沒有邏輯？ 　　張斌峰 　　一、兩種相反的解答及其癥結 　　中國古代究竟有沒有邏輯？這是一個自近代西學輸入起就爭論不休的老問題。對這個老問題的回答因時代的變遷和文化心態的變化，使我們今天得以有新的理解和解釋。以往不少學者，尤其是許多中國古代邏輯的研究者們，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都是肯定的。然而，筆者認為這一個問題的回答絕非可以一言了之。因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涉及到每一位回應者的邏輯觀和邏輯的文化觀。 　　關于中國古代究竟有沒有邏輯？首先讓我們看一看我們以前很少注意的那些知名的中國邏輯學家和其他學者的論述。金岳霖先生的論斷是：“把一些熟知的哲學用語加之于西方哲學足以引起誤會，用于中國哲學則更加不妙。例如有人可以說先秦有邏輯家，這樣說就會引得讀者以為那時有一些人在盤算三段論推論，研究思維律，甚至進行換質換位了。”顯然，金先生認為中國先秦沒有邏輯學家，也就沒有西方意義上的邏輯學。由于近代西學輸入思潮的帶動，在西方邏輯輸入過程中，近代大多數涉獵和研習邏輯的學者，都以“古而有之”的心態，以西方形式邏輯附會中國古代名辯學，而硬說中國古代也有西方意義上的形式邏輯。對此，臺灣現代邏輯的倡導者－－殷海光先生，也同他的導師金岳霖一樣，從嚴格的（“正格的”）西方邏輯出發來審視中國文化，斷 然否認中國古代有西方意義上的邏輯，他明確地指出：中國古代之所以沒有邏輯傳統，則在于“中國古代只有孔子主義所形成的道德，而沒有西方意義的學說”。因為道德專制支配中國歷史文化以及精神的發展，桎梏了學統發展，因此導致了中國古代沒有邏輯的傳統。其具體表現在，先秦時代的名辯與政教倫理攪混在一起；公孫龍及惠施之流的名辯也是與知識混同。在殷海光看來，即使在這些材料里可以分析出純邏輯成分，也就像在沙里可以淘出黃金一樣難。殷海光嚴格地區分了“學”與“術”的本質之不同，并以此說明中國在邏輯學上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學（學說），而只有“術”。因為“學”是指系統的學說，它體現了人類的一種純粹“致知”的努力；而“術”則是“學”的一種努力。“學”與“術”雖然有著密切的聯系，但畢竟有本質的不同，在辯論術里有時應用著邏輯，但僅僅不過是應用而已，絕對不是邏輯的本身。“老實說，何況那是古人片斷的辯論，根本談不上怎樣有系統地擴大地應用邏輯的本身。”這樣，殷海光認為中國古代名辯學并不是西方的那種純粹“致知”的邏輯之學，而只是應用邏輯之“學”的論辯之“術”。 　　再看，殷海光的學生劉福增先生也沿承師說，他在《中華文明傳統中有沒有邏輯》一文中明確地斷 言：“中華文明傳統中沒有邏輯學。”他的理由在于，邏輯學研究的對象是“命題的一般條件”，亦即它研究的“本格”對象是有效的推論形成；這種研究不僅是系統的研究，而且其研究方法只是研究命題的邏輯形式，而不研究命題的內容和質料。因此，以這樣的邏輯學來檢查中華文明傳統當然不會得出中國古代有所謂邏輯學的結論。即便最有可能被大家認為講了邏輯的《墨辯》和名家的名學也都不是邏輯學，“因為它們都沒有系統的研究命題的一般結構和有效的推理形式”。 　　上述是作為邏輯學家的金岳霖、殷海光、劉福增師生三代人的共同看法，他們都是以狹義、嚴格的西方傳統（或現代）形式邏輯學為出發點和參照系，來審視中國古代是否有此種意義上的邏輯。 　　不僅中國現代有不少邏輯學家認為中國古代沒有邏輯，而且許多非邏輯專業的學者也持中國古代無邏輯說。被稱為近代中國的“文化怪杰”的辜鴻銘認為，由于中國人追求的是一種心靈的生活，其“心靈是纖細而敏感的，它不像頭腦或智力那樣僵硬、刻板，你不能指望心也像頭腦和智力一親，去思考那些死板、精確的東西”。他認為中國人的思維特征缺乏精確性，因此限制了中國人的智力發展。這使得中國人在自然科學方面，純粹抽象科學方面，諸如數學、邏輯、形而上學方面“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什么進步”。辜氏進而指出：“實際上歐洲語言中‘科學’與‘邏輯’二字，是無法在中文里找到完全對等的詞加以表達的。像孩童一樣過著心靈生活的中國人，對抽象的科學沒有絲毫興趣，因為在這方面心靈與情感無計可施。”但同時辜氏又肯定中國人雖然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雖然在許多方面是帶有幼稚之相的民族，但卻有著一種思想和理性的力量，能使中國人成功地解決了社會生活、政府以及文明中許多復雜而困難的問題。從這一意義上講，中國人雖然因過著孩子般的心靈生活，但又有著成年人的智慧，讓心靈與理智得以和諧，而使自己永葆青春。所以說，中國人并不是絕對地背離或不需要邏輯，而只不過是不愿意背棄滿足人的心靈生活，不愿意在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情感與理智、心靈與頭腦的分離對立中把握世界。因此，中國古代雖無邏輯但也無悔于中國文化，今日中國人也無須自卑。 　　另一位著名學者林語堂也同樣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西方意義上的邏輯。他的理由與思維路向幾乎與辜鴻銘相同，而且更為充分。林氏認為，在中國“邏輯從來也沒有被發展成一種科學，所以他們也不仰仗邏輯，而是靠自己或許是更健全的庸見”。不僅在中國作家那里從來沒見過雄辯的論證，就是那些傳統的中國學者也“從來不會寫一篇萬言或者五千言的論文去證明某一個論點”，他們至多是做筆記寫寫隨感筆，其文章的巨大聲譽的贏得則顯然不是由于其邏輯論證，而是其觀點的正確性，尤其是與“邏輯”相對立的“庸見”則更令后人贊同。中國人正是以這樣的“庸見”代替了推理與演繹，因為這樣的“庸見”合情合理，把事物及其相關性看作一個整體，有助于審時度勢，通盤考慮，不被細節、局部所迷惑。中國人的這種對“庸見”的崇拜，形成了中國人在判斷某個論點是否正確時，并不僅僅訴諸“道理”，而且還訴諸“人情”或“人性”，甚至“中國人將合情理置于道理之上。道理是抽象的、分析性的、理想化的，并傾向于邏輯上的極端；而合情理精神則更現實、更人道，與實際緊密聯系的，能更正確地理解和審時度勢”。因此在中國人看來，“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邏輯重要。因為一種理論會太符合邏輯以至于完全缺乏庸見。中國人會想盡一切辦法來反對符合道理的事情。這種情理精神，這種對庸見的崇拜，與中國人的生活理想有很大關系，結果形成了中庸之道。”而眾所周知，所謂“中庸之道”就是“見勢兩端而用其中于道”（《尚書》），講求合情合理而保持平衡。而自古迄今，中國人如此看重這樣的中庸之道，而使之成為中國人的處世方式和思維定勢。可見，人文學者之所以否認中國古代無邏輯正是由于他們發現了中國古代人文主義主宰一切所致，以人性之合情合理為本，遂致邏輯沒有得以產生的種種精神之基礎。平心而論，他們的結論相比下面將要談到的“中國古代有邏輯”（西方狹義的傳統形式邏輯）的看法倒是客觀公正一些。 ?1/8 ???1?2?3?4?5?6?下一頁?尾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