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重讀沈天鴻先生《中國新時期散文沉疴初探》、《散文文體非文學成分研究》兩文，見于其重要理論著作《現代詩學———形式與技巧30講》（昆侖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附錄”部分，寫作時間分別是1988年1月上旬，1989年3月。雖然早于20年前，但于今仍然是重要的理論文本，對我們寫作當下散文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 　　我贊成沈天鴻先生關于當代散文必須具有“當代性”的結論，但我對沈先生推論所依據的事實持有另一種理解。因為我是一個必須天天講析“傳統散文”的中學語文教師，按規定必須要發掘一些傳統的“好”以啟發學生。所以我暫時只能對中國散文的“古典性”史實“務必寬容”。盡管我也希望找到更多更新穎更優秀的“當代散文”。 　　當面求教于沈先生，他解釋“當代性”即“現代性”。同樣是基于“哲學意義的”思考。 　　沈先生認定當代散文必須具有當代性，當代性不是時間的當代性，而是審美的當代性，思考的當代性。我理解此即依據現代哲學對當代社會、當代生活、當代人的關照進行文學散文的藝術表達。這種表達就是一種立足于“人”的生存的當代性思考。使閱讀者通過對當代散文的閱讀，從而使人“生活得更多”。語言必須超越事實！這個“多”并不是對內容進行“量的疊加”，而是由作品結構“形式”和“語言”表達本身生發，即“多”是由創作者的“思”表達出來并由讀者的閱讀之“思”獲得。 　　沈先生無疑是中國散文“載道”傳統的反對者，我們由此可以理會出這種“載道”傳統實質就是對“人”之作為人的精神的異化，是儒教集權政治對語言的干預過度而造成散文藝術形式生命的喪失，人的內在精神本質的喪失。那些載道散文并不能由文本結構和語言到達由人所組成的社會的本質，生存的本質，亦即藝術精神的本質。沈天鴻先生質疑得更多的是其“道”本身，以及古典散文“載道”的目的。我以為這無疑是秉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科學精神，對我們的文化傳統所作的深刻反思。 　　當代散文并沒有如當代詩歌、當代小說甚至當代影視藝術那樣，或多或少在藝術哲學上與中國傳統異質。這是事實。即當代散文仍然處境于歷史“載道”傳統之中，處境在相當于儒教的集權政治語境之中。對這個結論我也是支持的。是不是對中國散文的閱讀如果過多，閱讀的結果就是進一步喪失自我。亦即喪失對存在進行獨立的深層次的“思”的可能性。 　　但我思考之后，有兩個推論使我疑惑。在中國歷史上其散文不是由專門的散文家來完成的，傳統散文本身大多就是政治的附屬物。創作散文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也就是說言語不是目的。在古代，文人即官吏，或者官吏即文人。可能唯一例外的就是莊子的散文表達了。沈先生是推崇莊子的。我理解莊子似乎有這種“自由”的可能，“獨立”的可能，也就是他有獨立“自我”的可能。當然，看莊子的散文似乎也有了如此“可能”的事實。讀莊子的散文可以理解莊子就是言語而已，為什么說話？目的大概不追究也行。而其他人則不是散文家，他們并沒有從文本形式到文本內涵創造散文，他們只是寫出了某種“載道”的實用文本而不是散文的藝術文本。這同樣包括那些雖然不多但很耀眼的依“佛”依“道”而暫時逃避“儒教”現實的文人們的生死參悟與隱士情懷。因為“暫時”是不可靠的，生活的“不得已”也是不可靠的。 　　當然，我注意到莊子的時代以及莊子在他的時代里的身份。那時候他就是一個獨立特行的人。“楚相”尚且拒絕，于他還有什么“政治”的誘惑！放到其他時代，我們就會為他是不是能夠生存擔心。 　　而當代散文寫作的語境到底有怎樣的改變呢？我們不得而知。而有建樹的創造性的散文家依然罕見，散文好像仍然是其他行業者行業之余的附屬之物。所以仍然在“載道”，載家國之道，載自我的性情之道。尤其是更多的報紙副刊上冠以散文之名的文章其“時效性”、“針對性”十分強烈。上一周可以發表的文字在下一周則是“過時”的了。我不說“載道”與否，就說春天有春天的散文，冬天有冬天的散文吧。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對待生活，對待社會的仔細周到。當我們在春天的早晨從“晨報”上讀一篇秋天的散文，大約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即使就是那些對詩歌、小說文體有了極高文本建樹的大師，他們于散文也同樣只能拘于“中國傳統”，大概不會立意高屋建瓴地創造新的散文文本形式。我們面對散文是不是缺乏藝術的嚴肅和崇高，而只是仍然把散文作為“實用文體”了呢？如我一貫以為的，被稱為專門散文家應當是散文寫作者的羞恥。散文誰都可以來兩篇，散文對創作者既不能專業，就文體而言當然不能專門。散文文體就不能成為無可替代之物了。 　　沈先生推崇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與反思，但魯迅似乎始終是中國的唯一，無有其二。我們也如同面對莊子，應當感恩于一個時代必不可少的時間的罅隙之多，給散文創作者提供了萬般不同的思考的可能。因此我們有必要考究當代人實質性的哲學處境，并不是我們向西方引進了時新的現代哲學，中國人就可以立即具有現代哲學的修養。從而當代散文寫作就有了當代的審美標尺。我看不是的，因為我不能列舉更多這樣的事實。沈先生也同意這樣的結論，他自己在論述當代散文的當代性特征的時候也沒有更多地進行范文舉例。當代散文當代性（現代性）的可能依然是有限度的。但散文我們依然在寫，且寫得更多，但都不檢討，這似乎是中國人自以為是的聰明之處。只有沈天鴻先生要揪出這個話題，以期大家洗心革面，有所建樹。 　　因此我就只能同意沈天鴻先生關于當代散文必須具有當代性（現代性）的結論，但保留一份懷疑，現在我們真要作如此建樹仍然沒有廣泛的可能性。因此我集中閱讀了沈天鴻先生的散文，希望從理論家的創作實踐中找到關于散文當代性（現代性）的更多更具體的例證，甚至找到可供我們借鑒如何寫作當代散文的標尺。我不是惡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相反是要“以子之盾”為另一矛，繼續攻“彼之盾”。我并沒有失望，我喜歡的散文比比皆是，沈天鴻先生于散文寫作像他的詩歌文本一樣，他同樣在創造某種“范本”。我極喜歡他的《纖夫》、《不醒之塔》等散文。在簡潔的表達中有相當深刻的思想難度。他寫出的無疑就是具有現代審美意識的散文范本。我閱讀之后的確可以“生活得更多”。這種“多”正是散文在恰當的“當代形式”下的豐富與深刻，符合哲學的現代性要求。而沈先生所作的“思考”也無疑具有哲學現代性的“思”的深度。其特征之核心恰在于“思”的獨立性，他的散文是與別人不一樣的散文。盡管某些表達的“對象”也是司空見慣的“日常中事物”，但他表達的恰恰是這些“日常中事物”的“不庸常”。語言已經超越事實！他的語言總是展示出更多的“意味”。 　　我看，具有現代性的當代散文是有了的。且肯定不止沈天鴻先生一個人。他作為理論家和創作者都不會孤獨。我們要做的事情是更清醒的認識和更加純粹的實踐。 　　我仍然要提一個問題，沈先生其文是不是也“載道”呢？我看見了，“道”是在的。沈先生解釋說“我說過其實散文仍然要載道的，只是載什么道的區別。”此處的“道”當然就不是中國“傳統散文”庸俗的政治之道，而是關于“人”的生存的“哲學之道”。即他試圖回答我們這個世界是個什么世界？“物物對稱”或者“人物對稱”或者“人人對稱”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關系？文學的目的無疑是使我們超越“庸常”而生活得更多，更有趣味。無論是我們身邊亙古不歇的滔滔長江或者熟視無睹的安靜的振風塔，還是異國他鄉的大師列賓以及列賓油畫內外的纖夫都可能是與我們無關的事物，但經過了沈先生散文言語，由我們閱讀，因而就與我們每一個人有關。他已經在他的文學散文中創造了一種新的存在。對此“深層”“呈現”，我們已經不能擺脫它對我們生存的干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