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學術空疏，清人崇尚實學。一般以為，顧炎武首開清代實學之端，他振臂一呼，“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亭林文集·與人書三》），對后來學人影響甚大。阮元則以為毛奇齡“首出于東林、蕺山空文講學之余，以經學自任，大聲疾呼，而一時之實學頓起”（《揅經室集·毛西河檢討全集后序》），因而推毛奇齡為清代實學的開山。 　　實際上，阮元的實學思想，當包括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質實、實事之學（即“學”的層面），一是實踐、實行之學（即“行”的層面）。當然，這兩方面表面相對獨立，實則相互聯系，相輔而行。而阮元所稱毛奇齡的“實學”，不是指的“經世之學”（“行”的層面），而是指相對于宋明學術空疏的質實、實事之學（“學”的層面），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阮元“實學”含義的第一個層面。乾嘉諸儒得此一端，推于極致，遂衍為清代樸學（或考據學）大盛之局面。 　　顧炎武的學術特點是將“經世”與“學術”緊密結合。阮元曾就時人稱頌顧炎武經世之學作過這樣的評價：“世之推亭林者，以為經濟勝于經史……然則徒以經濟贊頌者，非篤論也。夫經世之務，必由于學……其《與友人論學書》云：‘……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此觀之，先生之經濟，皆學術為之。”（劉師培《劉申叔遺書·跋阮蕓臺京師慈善寺西新立顧亭林先生祠堂記》）可見，“行”必以“學”為基礎，沒有“學”的“行”不實，沒有“行”的“學”必空。阮元可謂實得顧炎武治學之宗旨，他在經學研究中，既致力于“質實”“實事”之學，又努力倡導將其付諸實踐、實行。 　　阮元治學“求實”“求是”的精神，或承繼于戴震者為多。他說“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揅經室集·自序》），更多的是反映出皖派的治學特點。但阮元的致用之學，則可能承繼于顧炎武者為多。顧炎武治學主張“明道”“救世”。阮元曾稱贊顧炎武“精力過人，志趣遠大”，其《肇域志》“密行細書，無一筆率略”，凡是謹守科條、章句而不講經世之學者，“皆未足與此也”（《揅經室集·顧亭林先生肇域志序》）。可見，他是受到顧炎武學風影響的。 　　阮元雖生于樸學大盛之世，深得乾嘉諸儒為學“務實”之旨，但他早在35歲時就看出“近人考證經史小學之書則愈精，發明圣賢言行之書甚少”的“流派之偏”，因而在學術研究中努力倡導“求實”與“致用”相結合的宗旨。 　　阮元認為，經學自漢以后，由于受到釋、道二氏的影響，已經走向了虛玄之境，晉、宋、明儒多空言說經，缺乏文獻依據。他力倡以“實”說經、以“事”說經，恢復先秦原儒經典古義。如他在考釋“性”字古義之后說：“余講學，不敢似學案立宗旨，惟知言‘性’則溯始《召誥》之‘節性’，迄于《孟子》之‘性善’，不立空談、不生異說而已。‘性’字之造于周、召之前，從‘心’則包仁、義、禮、智等在內，從‘生’則包味、臭、聲、色等在內。是故周、召之時，解‘性’字者樸實不亂，何也？字如此實造，事亦如此實講。”（《揅經室集·節性齋主人小像跋》）又如，他在《釋心》篇中說：“漢劉熙《釋名》曰：‘心，纖也。言纖微無物不貫也。’此訓最合本義。蓋纖細而銳者皆可名曰心，但言心，而其纖銳、纖細之意見矣。”接著，他列舉大量文獻材料，論證“心”為“纖細而銳之物”義，把虛玄的“心”亦還以“物”、還以“實”。此外，阮元還通過釋“仁”、釋“一貫”、釋“格物”等，充分闡述他的“實學”觀。正如他在《孟子論仁論》中所說，“實”就是“實事”，古圣賢講論學術，沒有空言，字字實在，孔子所說“吾道一以貫之”中的“貫”字，就是“行之于實事”之意，這里的“實”字最為顯重，但歷代儒者往往忽略了它（見《揅經室集·孟子論仁論》）。 　　阮元一生講求實學，后世學者稱他說經“質實明白，足以砭老、佛之失，拯陸、王之弊，信乎其為古訓也”（王棻《柔橋文鈔·讀阮文達性命古訓》）。道光六年（1826年），他由兩廣總督調任云貴總督，在答劉彬華、李黼平諸書院山長暨學海堂學博生徒送別詩中有句云：“講學是非宜實事，讀書愚智在虛心。”并鄭重告誡其子阮福說，這兩句是實學、空學的關鍵，最為緊要，不講求實學的人，胸中總是填滿先入之見，而不虛心求其是非，這是非常愚蠢的（見張鑒、黃愛平《阮元年譜》道光六年條）。因而，他在經學研究中，以訓詁的方式還經典以原儒本義，努力以“事”釋經、以“實”說經，一方面具有批判晉、唐以來儒者空言說經、倡導“實事求是”學風的學術意義，另一方面還具有將古圣賢治世之意推及日用的實踐意義，將“求實”與“致用”有機結合起來。 　　阮元一生自30歲任山東學政起，除在嘉慶十三年（1808年）因劉鳳誥科場舞弊案而被短暫革職外，均一直官居高位。作為清廷要員、封疆大吏，他時時刻刻都關注學術與治道的關系。在日常的經學研究中，他努力將經典中蘊含的古圣賢精言要義挖掘出來，推于世用。他的“稽古”之學，就是為其政事服務的，故其言曰：“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揅經室集·漢讀考周禮六卷序》）又說：“學與仕合，濟于世用。”（《揅經室集·循吏汪輝祖傳》） 　　基于此，阮元的經學研究具有濃厚的實用色彩。如他的《性命古訓》對“性命”的論述，目的在于倡導“禮治”，并且極力強調禮學的踐履意義。再如，他在《釋順》一文中說，《孝經》推孝悌以治天下，就在一“順”字。先王以至德要道順天下，所以人民和睦，上下無怨。在《春秋》三傳及《國語》中，論及“順”字之處甚多，均體現的是孔子《孝經》之義。圣人治理天下，并無特別法術，就是順天下人情而行之。所以，“‘順’字為圣經最要之字，曷可不標而論之也”（《揅經室集·釋順》）。他還認為，像“孝”一類的“悌”“忠”“信”等，“皆圣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即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揅經室集·論語一貫說》），充分肯定“孝”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他說：“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 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揅經室集·孝經解》）而“孝”的根本在“忠恕”，“忠恕”又是自天子至于庶人的“實行”“實政”。“孝”的實行具體體現在“養親”，“孝子之實，養親是也”（《揅經室集·孟子論仁論》）。這就把經書中的“孝道”落實到日常生活的“養親”上，使人人可以身體力行之。 　　阮元上述以闡發經學若干重要命題之旨趣為依歸的文章，多寫成于道光之世。這一時期，由于社會形勢的變化，他的內心蘊藏了較同時代大多數士人更為沉重、切實的憂時濟世之感，諸如“一江花月換邊愁，頓覺蒼茫滿客舟”（《揅經室集·春夜江上聞角聯句》）、“武林逢歲暮，風雨正凄然”（《揅經室集·武林歲暮》）、“所以海上寇，吾憂在甌甬”（《揅經室集·守凍》）等充滿憂患與濟世情懷的詩句在《揅經室詩集》中時時可見。因而，阮元力圖以學術為經世之務，同時這種學術之道又進一步強化了他承擔歷史、社會責任與使命的自覺意識。 　　龔自珍評阮元學術：“道之本末，畢賅乎經籍；言之然否，但視其躬行。”（張鑒、黃愛平《阮元年譜·阮尚書年譜第一序》）故阮元不僅在經、史、文諸多學術方面成就輝煌，而且在察吏、撫民、武師、治賦、治漕等事功方面成績顯赫。他曾作詩說“古人之硯古之式，用以揅經發守墨。凡事求是必以實，如石堅重效于國”（《揅經室集·宋硯銘》），可見其拳拳“經世”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