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撰文詆毀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在封建專制社會，一切用法來衡量和判斷。 法家既有反對世襲制的商鞅，那些權貴是不會甘心受法律約束的，所以法家代表人物，如楚國的吳起、秦國的商鞅，最后都為變法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也有支持世襲制，反對文人學而優則仕的慎到，在宋朝禮教日趨嚴密的情況下，自然不允許這種言論繼續延存，有學者指出，始皇下令焚書，并無多大影響性。而事實上，自南北朝以後，由于儒學趨于顯貴，歷宋、元、 明、清各代，每經一次兵火變亂，公館藏書，就隨之作一次大量的銷毀。儒者作為既有之得利者，不再發展與儒學體系相違背的理論存在，以至于即使儒家內部之得勢者也是寥寥無幾。 法、術、勢三者緊密結合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所倡導，韓非明確地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法律高于權力，法律至上是現代法治的重要內容。法律對權力的控制，是現代法治的基本特征。 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法家的目標是富國強兵，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法家認為是農戰，但法家認識到“民之內事，莫苦于農，民之外事，莫難于戰”。農事之苦，戰事之難是推行農戰的極大障礙，然后利用賞罰的手段，民才有可能從令如流，克己之難，以赴耕戰，只有人民努力耕戰，國家才會強盛。在法家看來，富國與富民，強國與強民是對立的，二者不可兼得，”法家的“強國強民”理論上，體現了國家與人民的權利義務界限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法家主張無限的擴大國家權利而縮小人民的利益，這是法家理論的一個危機。如果當人民貧弱到不能生存時，他們就不會再抑儀國家的食祿，而會起來奪食，屆時任何賞罰都將失去作用，國家強盛將不復存在。這個簡單的對立統一規律法家沒有認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