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被認為只是在戰(zhàn)國時期才發(fā)揮其歷史作用。其實不然，中華其后二千年的政治表現(xiàn)都可以看到法家所表現(xiàn)的重要作用，其中最為顯然的就是吏治。中華所謂的法治其實是強意志理論。法家的思想重心只是一種對權勢的體現(xiàn)方式，而幾乎沒有重要的理念。它沒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認識，其主要的表現(xiàn)就是無“法”精神的律治，著重于對統(tǒng)治者意志的律令體現(xiàn)，從而助長了中華形成了權力單極的社會形態(tài)，政治強盛而民間力量無有。而且正是由于這一點，古代中華的人的權力被極大的壓迫。而且人民也有被壓迫的意識，使得中國的國民性極其的淡漠，在近代戰(zhàn)爭中表現(xiàn)出無國家性的麻木。中國社會的這一性質可以說是法家所刻意打造的，也是它對政治建設的最大功績。可惜它是反面的。 法治的意義 法家的法治一個最重要的實踐就是秦國的商鞅變法。眾所周知，秦原本是一個“僻在雍州”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相對落后的小國，無權參與中原各國的事務，常受中原諸侯的鄙視，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開始“棄禮任法”，實行“法治”而使秦一躍為七國中實力最強的國家并最終實現(xiàn)了“六王畢，四海一”的偉業(yè)，可見其“法治”是具有其積極意義的。其實，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現(xiàn)代法治借鑒的東西。法家的法治也有諸多負面性。 法律萬能主義 法作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不是從來就有的，是人類社會發(fā)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才出現(xiàn)的，這就決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萬能的，有其滯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誠然，法作為人類階級社會的調節(jié)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無限擴大，就會產(chǎn)生負面作用。秦二世而亡即是明證。法家要求“事皆斷于法”，否定道德的作用，犯了法律萬能主義的錯誤。現(xiàn)代法治社會雖然法律是至高無上的，但是依然需要道德的調解作用來緩解社會矛盾。如果一切都用法律來調節(jié)，除非是機器人才能做到。 法律專制主義 法家認為“權制斷于君則威”，主張立法權掌握在君王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種“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的君主極端專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比起“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有其進步性。但是它卻把君王給漏掉了，如果君王犯法，怎么辦？沒法辦。法家是以法治國而不是依法治國，法律并不是至高無上的，它只是君王用于統(tǒng)治的工具。這與以民主為基礎的現(xiàn)代法治有根本上的區(qū)別。現(xiàn)代法治沒有誰能凌駕于法律之上，而法律是由民主選舉出來的立法機構制定的。民主是現(xiàn)代法治的重要基礎。 極權主義 諸子百家的目標是富國強兵，法家也不例外。如何實現(xiàn)這一目標呢？法家認為是農(nóng)戰(zhàn)。然而，法家實行法治的基礎是人性好利惡害，而“民之內事，莫苦于農(nóng)，民之外事，莫難于戰(zhàn)”，農(nóng)事之苦，戰(zhàn)事之難是推行農(nóng)戰(zhàn)的極大障礙。那么如何驅民耕戰(zhàn)呢？法家認為，必須“強國弱民”，置民于貧窮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賞罰的手段，民才有可能從令如流，克己之難，以赴耕戰(zhàn)，只有人民努力耕戰(zhàn)，國家才能強盛。在法家看來，富國與富民，強國與強民是對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法家的“強國弱民”理論體現(xiàn)了國家與人民的權利義務界限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法家主張無限的擴大國家權利而縮小人民利益，這體現(xiàn)了法家的極權主義。法家的法治下，富的只是國，不是家，強的也只是兵，而不是民。這也是與我們以人為本的思想相抵觸的。法家的富國強兵只是滿足了統(tǒng)治者的個人私欲，并沒有帶給人民以真正的富強。現(xiàn)代法治雖然依法治國，但是貫徹的卻是以人為本的原則，與法家為了滿足統(tǒng)治者的一己私欲的嚴刑酷法有極大的不同。 重刑主義 在法家看來，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止犯罪的根本，可以導致“無刑”。“鑄刑鼎”的子產(chǎn)曾經(jīng)說過：“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這可謂重刑論的萌芽。在法家看來，之所以“禁奸止過莫若重刑”是因為“刑重而必得，故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因此，在實踐上，法家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有酷吏的評價。“刑用于將過”則是重刑主義的極端表現(xiàn)，法家認為在人們將要犯罪而尚未構成犯罪時，就應處以刑罰。然而，從犯罪構成的角度來看，將要犯罪僅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實施犯罪行為，尚未產(chǎn)生危害社會的后果，不應定罪處罰。處罰“將過”實質上是按人們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為定罪。這是極不符合法理的，而且，這還混淆了罪與非罪的界限。法家思想主張“不法古，不循今”，核心精神是以法制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