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為曹操翻案” ??? 沈伯俊 ??? 1959年1月至5月，郭沫若同志接連寫了《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中國農民起義的歷史發展過程--序〈蔡文姬〉》等文章，并在歷史劇《蔡文姬》里塑造了一個與《三國演義》中的曹操迥然不同的曹操形象，從而在文藝理論和創作實踐兩個方面都尖銳地提出了“為曹操翻案”的問題。 ??? 問題一經提出，立即在學術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文史工作者紛紛撰文，就如何評價歷史上的曹操和《三國演義》中的曹操進行了熱烈的爭鳴。可惜，由于種種原因，這一爭論未能充分地開展，也未能深入下去。這就給學術界，特別是給《三國演義》研究工作留下了一大懸案。 ??? 粉碎“四人幫”以后，沉寂已久的《三國演義》研究逐漸活躍起來，于是，“為曹操翻案”的問題又開始受到人們的關注。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三國演義》研究者都或深或淺地感覺到，要想深入地研究《三國演義》，正確地評價它的思想和藝術成就，就不可能回避曹操問題。 ??? 我們認為，郭老有關“為曹操翻案”的論述，既有精辟之見，也有片面之辭，還有自相矛盾之處，應該給以辯證唯物主義的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在對曹操問題的認識上逐步地取得一致，從而更好地開展《三國演義》的研究工作。 ??? 一 ??? 首先應當肯定：郭老提出“為曹操翻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郭老曾說： ??? 曹操雖然是攻打黃巾起家的，但他卻受到了農民起義的影響，被迫不得不采取一些有利于生產的措施。由黃巾農民組成的青州軍，是他的武力基礎。他的屯田政策也是有了這個基礎才能樹立的。他鋤豪強、抑兼并、濟貧弱、興屯田，費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經營，把漢末崩潰了的整個社會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使北部中國流離失所的農民重新回到土地上來恢復了生產勞動。自殷代以來即為中國北邊大患的匈奴，到他手里，幾乎化為了郡縣。他還遠遠到遼東去把新起的烏桓平定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國文學史中促成了建安文學的高潮。（《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郭沫若《文史論集》第209頁） ??? 郭老的這些話基本上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作為歷史人物的曹操，確實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當然，作為剝削階級的典型代表人物，曹操也有著十分突出的惡德劣行（對此，我們在下面還要談到）；但是，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從整體上看，曹操對于社會的發展的的確確是有較大貢獻的，在歷史上應當占有較高的地位。過去對于曹操的肯定很不夠，這是不公允的，應該作出重新評價。 ??? 我們認為，在郭老有關曹操的論述中確有溢美之辭。例如：“曹操雖然打了黃巾，但并沒有違背黃巾起義的目的。”“他打了黃巾，而黃巾農民擁戴他。”“他打了烏桓，而烏桓人民服從他。”（《替曹操翻案》，《沫若選集》第4卷第391頁）“不能否認他是受了農民起義的影響，逼著他不能不走上比較為人民謀利益的道路。”（《中國農民起義的歷史發展過程--序〈蔡文姬〉》，郭沫若《文史論集》第195~196頁）這些話顯然是不正確的。不過，郭老鄭重指出“曹操對于民族的發展和文化的發展有大的貢獻”,這個基本論斷卻是正確的；他提出“為曹操翻案”的目的是要給歷史人物曹操以較高的評價，充分肯定其歷史功績，這也是正確的。經過爭鳴，史學界和文學界的大多數同志對于歷史上的曹操的評價終于逐步趨于一致。此后出版的中國通史和文學史，多數都對曹操作了較高的評價。因此，盡管許多同志不贊成“為曹操翻案”這個口號，不同意郭老的某些具體論述，卻不能不看到他提出這個口號對于引起學術爭鳴的積極作用。 ??? 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場爭鳴，促進了廣大文史工作者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去分析歷史進程，觀察歷史現象，評價歷史人物。正如當年不贊成“為曹操翻案”的李希凡同志所說的那樣： ??? 無疑的，這一爭論，對于如何正確地評價歷史人物，是有著很大意義的。因為問題討論的性質，并不局限在曹操這樣一個歷史人物的功過上，而是通過討論，終于會樹立起關于如何評價歷史人物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觀點。（《歷史人物的曹操和文學形象的曹操--再談〈三國演義〉和為曹操翻案》，《論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形象》第79頁） ??? 今天，當我們重新來回顧這場討論的時候，應該說已經向著這個目標前進了一大步。這當然是廣大文史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結果，但是，郭老的倡導之功卻是必須肯定的。他對于創立和發展我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的重大功績，包括他對于正確評價曹操所作出的貢獻，是不能抹煞的。 ??? 還應該指出，郭老在爭鳴中發揚學術民主的作風也是十分突出的。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與他商榷的文章之多，討論的問題之廣，都是罕有其匹的。而他總是平等待人，既勇于闡述自己的觀點，也樂于聽取不同的意見，并且不怕公開承認自己的某些失誤。這種胸襟和氣度，實在令人欽佩和值得學習。 ??? 然而，“為曹操翻案”這個口號本身畢竟是值得商榷的。而且，郭老提出這個口號，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三國演義》而發的。他不止一次地指出： ??? 曹操對于民族的貢獻是應該作適度評價的，他應該是一位杰出的歷史人物。然而自宋以來，所謂“正統”觀念確定了之后，這位杰出的歷史人物卻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國演義》風行以后，更差不多連三歲的小孩子都把曹操當成壞人，當成一個粉臉的奸臣，實在是歷史上的一大歪曲。（《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郭沫若《文史論集》第209頁） ??? 他還寫道： ??? 《三國演義》是一部好書，我們并不否認；但它所反映的是封建意識，我們更沒有辦法來否認。藝術真實性和歷史真實性，是不能夠判然分開的，我們所要求的藝術真實性，是要在歷史真實性的基礎上而加以發揚。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時，他是根據封建意識來評價三國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據他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來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們的意識不同了，真是“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了！羅貫中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成了問題，因而《三國演義》的藝術真實性也就失掉了基礎。（《替曹操翻案》，同上書第188~189頁） ??? 問題既然這樣明白地擺在面前，我們就不能不把它一一分辨清楚。 ??? 二 ??? 我們認為，“為曹操翻案”這個口號，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是不科學的，從文學藝術的角度來看也是片面的。 ??? 何謂翻案？就是完全推翻或基本推翻原先的結論。那么，在評價歷史人物曹操的問題上，能夠說是“翻案”嗎？顯然不能。 ??? 首先，歷史上對于曹操的評價，并不是一團漆黑，一概罵倒；而是有褒有貶，毀譽參半。西晉時，陳壽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并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這是褒。與他同時的陸機在《辨亡論》中則曰：“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這是褒中有貶。在唐代，唐太宗李世民稱贊曹操：“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于往代。”（《祭魏太祖文》，《全唐文》卷十）這又是褒。而劉知幾在《史通？探賾篇》里卻痛罵曹操：“賊殺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這又是貶。在宋代，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稱贊曹操：“知人善任，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 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群雄，幾平海內。”這當然是褒。朱熹在《通鑒綱目》中則指斥曹操為“篡逆”,這當然是貶。但與朱熹同時的辛棄疾在著名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詞中卻寫道：“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這仍然是褒。南宋以后，封建正統觀念加強了，斥罵曹操為“奸臣”的議論占了優勢，但對曹操持褒的態度，或褒貶兼施者仍代有其人。元代元好問在膾炙人口的《論詩絕句》中寫道：“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明代張溥指出：“周公所謂多材多藝，孟德誠有之。”“漢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呂布，孟德實兼其長。”“《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嘗不抽序心腹，慨當以慷也。”（《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魏武帝集》）清代陳祚明寫道：“孟德天分甚高，因緣所至，成此功業。”（《采菽堂詩集》卷五）晚清黃摩西更是認為：“魏武雄才大略，草創英雄中，亦當占上座；雖好用權謀，然從古英雄，豈有全不用權謀而成事者？”這些都是褒獎之語。由此可見，郭老所說的曹操從宋代以后才被貶斥，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既然歷史上對曹操一直是有褒有貶，也就是說并沒有給他定下一個什么“案”,又怎么談得上“為曹操翻案”呢？ ??? 其次，歷史上對于曹操的貶斥是否都是誣蔑不實之詞？這也要作具體分析。指責曹操是“奸臣”、“篡逆”,確實是封建正統觀念的詞句，應當予以否定。但是，人們對他指責更多的奸詐和殘忍，在陳壽《三國志》、裴松之《三國志注》、范曄《后漢書》等歷史著作中則有大量記載。這些記載也可能有不準確之處，但應該說是“基本屬實”.這也毫不奇怪，因為曹操畢竟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殘忍狡詐、極端自私、反復無常、背信棄義，本來就是這個階級的特征，只不過這些特征在曹操身上表現得更為充分、更為突出罷了。作為軍閥混戰中的佼佼者，曹操的每一項功業，都要讓人民付出沉重的代價。難道人們指出他的酷虐行為，能說成是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嗎？這個“案”又怎么能“翻”呢？ ??? 在文藝作品（特別是以三國歷史為題材的戲劇）中，曹操確實主要是以反面人物形象出現的。但是，對此也不能簡單地提成“翻案”問題。 ??? 眾所周知，歷史科學和歷史小說歷史戲劇是既有緊密聯系而又性質各別的。前者是要準確地敘述整個歷史發展的進程，后者則是要真實地再現無限豐富生動的歷史生活，表現特定時代的本質真實；前者要準確全面地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后者則要塑造各種歷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前者主要借助于邏輯思維，需要的是冷靜地分析歷史材料，客觀地加以敘述，后者則主要通過形象思維，總是融合著作者的滿腔激情和主觀色彩。歷史科學在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時，一般是不考慮倫理道德的，它主要是從縱的方面來衡定其功過，看他（或她）對整個歷史進程起的是促進還是促退的作用。然而歷史人物一進入文學藝術領域，則不能不接受對他（或她）個人品質的道德評價，而且文藝一般要求截取一個橫斷面來進行描繪。歷史學與文藝相比，前者強調的是功與過，而后者強調的是真、善、美與假、惡、丑的對立統一。因此，歷史小說歷史戲劇的作者，總是根據自己的思想傾向、審美理想、生活體驗等，對于歷史事實加以選擇棄取，而不會滿足于照相式地簡單地復述歷史事實；并且在創作過程中，還常常借助于虛構和夸張，只要這種虛構和夸張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可能發生的。這就是說，藝術真實要以歷史真實為基礎，但二者又不能等量齊觀。郭老本人也曾經指出：“寫歷史劇并不是寫歷史，這種初步的原則，是用不著闡述的。劇作家的任務是在把握歷史的精神而不必為歷史的事實所束縛。”（《我怎樣寫〈棠棣之花〉》，《沫若選集》第2卷第76頁）所以，不能要求歷史小說歷史戲劇中的每一個情節在歷史上都實有其事，不能用對歷史人物的全面評價來衡量小說戲劇中的藝術形象，也不能因為小說戲劇中的人物形象只反映了某個歷史人物的某一個或某幾個側面而提出“翻案”的要求。對于傳統小說戲劇來說，尤其是這樣。元代睢景臣的套曲《高祖還鄉》，著重描寫了漢高祖劉邦功成還鄉時志得意滿之態，揭露了他年輕時的無賴行徑，而對于他在推翻暴秦以后重新統一天下的赫赫功績則未加表現。難道我們可以說，《高祖還鄉》沒有反映出歷史人物劉邦的某些本質特征嗎？難道可以因為它沒有全面評價劉邦的歷史作用而予以否定，進而提出為劉邦“翻案”嗎？當然不能！ ??? 讓我們再以郭老自己的歷史劇創作為例吧。在他的歷史劇代表作《屈原》中，張儀被寫成奸險狡詐的陰謀家，宋玉被寫成賣師求榮的無恥文人，鄭詹尹被寫成放毒殺人的兇手。這既缺乏充足的史實根據，更不符合對這些歷史人物的全面評價。特別是張儀，連郭老本人也說：“寫張儀多半是根據《史記？張儀列傳》及《戰國策》，把他寫得相當壞，這是沒有辦法的。在本劇中他最吃虧，為了？祀屈原，自不得不把他來做犧牲品。假使是站在史學家的立場來說話的時候，張儀對于中國的統一倒是有功勞的人。”（《我怎樣寫五幕史劇〈屈原〉》，《沫若選集》第2卷第185頁）請問，我們是不是需要大聲疾呼為張儀、宋玉、鄭詹尹“翻案”呢？在郭老的另一歷史劇《高漸離》中，秦始皇被寫成暴君。秦始皇的殘暴確是事實，但他掃平六國，統一天下，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對我國封建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顯然是功大于過。那么，是不是因此就要否定劇本《高漸離》而為秦始皇“翻案”呢？由此可見，將文藝作品中的藝術形象的性格和歷史人物的歷史作用簡單地混淆起來進行“翻案”,往往是行不通的，有時甚至是荒唐的。 ??? 歷史上的曹操本來就是一個性格十分復雜的人物。他集功罪于一身，也集褒貶于一身：既是掃蕩群雄，逐步統一北方的英雄，又是殘酷鎮壓農民起義的兇手；既是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的功臣，又是“所過多所殘破”的罪人；既是善于廣泛收羅人才，“不念舊惡”的創業之主，又是奸詐忌刻，隨意置人于死地的不義之徒。對于這樣一個人物，歷史小說歷史戲劇的作者為什么不可以著重選擇他的某一個側面來描寫呢？李希凡同志說得好：“要使普通人民永遠記住曹操的那一些有益于歷史發展的時間短暫的政治經濟措施，而又必須抹掉他在兼并群雄的戰爭中所遺留下來的‘殘戮’、‘屠城’的血跡，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人民和《三國演義》的作者，完全選擇了曹操的‘奸邪詐偽陰險兇殘’的性格側面，也絕不違反歷史真實。”（《歷史人物的曹操和文學形象的曹操--再談〈三國演義〉和為曹操翻案》，《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形象》第95~96頁）其實，《三國演義》還是盡可能反映曹操形象的各個側面的，倒是多數三國戲“完全選擇了曹操的‘奸邪詐偽陰險兇殘’的性格側面”.即使如此，也應該承認它們反映了一定的歷史真實，充分肯定其教育意義和認識價值，而不能因為它們沒有反映出曹操作為英雄的一面而否定它們，更不能以此來作為“為曹操翻案”的理由。 ??? 三 ??? 下面，讓我們再從《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本身來看“為曹操翻案”這個口號的片面性吧。 ??? 在《三國演義》中，確實大量地描寫了曹操“奸邪詐偽陰險兇殘”的惡德劣行。但是，這類情節的大部分都是以陳壽《三國志》、裴松之《三國志注》、范曄《后漢書》等史籍為依據的。對此，有的同志已經作了詳細的對照和分析，我們不再多所舉例。可以說，《三國演義》的藝術真實是建立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之上的。翦伯贊同志說它“肆意地歪曲歷史，貶斥曹操”（《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翦伯贊歷史論文集》第442頁），這顯然不符合事實。 ??? 其實，《三國演義》不僅大量地描寫了曹操的惡德劣行，而且突出地表現了曹操過人的膽略和非凡的才能，兼顧到曹操性格的各個側面。這里略舉幾點： ??? 首先，書中第一次寫曹操出場就用了濃墨重彩，寫得有聲有色：“為首閃出一個好英雄，身長七尺，細眼長髯。膽量過人，機謀出眾，笑齊桓、晉文無匡扶之才，論趙高、王莽少縱橫之策。用兵仿佛孫、吳，胸內熟諳韜略。”（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一第二則。下引此書只注卷、則。）緊接著又介紹了許劭給予他“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評語和他初任洛陽北部尉即敢于棒責權貴的果毅行為。這就收到了先聲奪人的效果，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試比較同卷第一則中劉備的出場：“時榜文到涿縣張掛去，涿縣樓桑村引出一個英雄。那人平生不甚樂讀書，喜犬馬，愛音樂，美衣服。少言語，禮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游天下豪杰，素有大志。”可以說，兩者的形象都本于歷史事實，而對曹操的描繪顯然更為引人注目。 ??? 其次，在《三國演義》塑造的幾十個主要人物中，只有關羽被稱為“關公”,曹操被稱為“曹公”.作者竭力歌頌關羽的“忠義”和武勇，這是后人一致公認的。可是，與關羽處于敵對地位的曹操也被稱為“曹公”,就不大被人注意了。其實，這說明羅貫中盡管有“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卻仍然盡量忠實于歷史，把曹操看作高人一籌的人物。 ??? 其三，羅貫中為了突出曹操的政治軍事才干，除了根據史實描寫曹操先后破李莈郭汜，擊袁術，殺呂布，破袁紹，征烏桓，降劉琮，敗馬超，收張魯，逐步統一北方等重大事功以外，還虛構了一些故事情節。例如，虛構曹操借刀刺董卓的情節（卷一第八則），以表現他的膽識和機敏；虛構曹操矯詔起兵，召集十八路兵馬共討董卓的情節（卷一第九則），以表現他的慷慨不群，敢作敢為。這些情節，在《三國演義》有關曹操的篇幅中占了很大的比重，這難道說得上是對曹操形象的“丑化”和“歪曲”嗎？ ??? 其四，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在寫到曹操病死以后，引了后人的詩、論、贊共七段（卷十六第六則）。其中，前面四段都是對曹操大加褒獎的。第一段（“后史官有詩曰”）熱烈贊頌了曹操芟刈群雄之功，起句便是：“雄哉魏太祖，天下掃狼煙。”結句則是：“豪杰同時起，誰人敢贈鞭？”簡直把曹操的軍功說成了天下第一。第二段（“史官擬《曹操行狀》云”）則依據《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中對曹操的頌揚改寫而成，全面地肯定了曹操的政治、軍事、文學才能和執法嚴峻，生活節儉等品質。第三段即系陳壽在《三國志？武帝紀》中的評語，對曹操的評價也是很高的。第四段（“宋賢贊曹操功德詩曰”）指出曹操“雖秉權衡欺弱主，尚有禮義效周文。當時若使無公在，未必山河幾處分。”對于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持明確的肯定態度。第六段（“唐太宗祭魏太祖曰”）說曹操“一將之智有余，萬乘之才不足”,這雖說不上是怎樣的褒，也說不上是怎樣的貶。實際上，唐太宗認為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并不是什么過錯（李淵李世民父子在隋末天下大亂時立代王楊侑為帝，同樣也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是惋惜他就此止步，安于當周文王，不肯痛痛快快地取漢獻帝而代之，所以說他“萬乘之才不足”.只有第五段（“前賢又貶曹操詩曰”）和第七段（“宋鄴郡太守晁堯臣登銅雀臺，有詩嘆曰”）才是貶抑曹操的。很明顯，羅貫中把這七段有褒有貶、褒勝于貶的詩、論、贊放在一起，決不是為了“肆意地歪曲歷史，貶斥曹操”,而是表現出一種比較客觀的態度。 ??? 綜上所述，我們完全可以說，《三國演義》對于曹操的描寫，總的是做到了把藝術真實建立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之上。它寫出了曹操性格的各個側面，豐滿生動，真實可信，塑造了古典文學中一個難以企及的人物形象，一個千古不朽的藝術典型。 郭老說：“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時，他是根據封建意識來評價三國人物，但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據他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來加以形象化的。”先撇開“根據封建意識來評價三國人物”一句不談，說羅貫中“是根據他所看到的歷史真實性來加以形象化的”,這與其說是對羅貫中的批評，毋寧說是對他的高度贊揚。“根據他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來加以形象化”,難道不正是嚴格的現實主義嗎？從莎士比亞到巴爾扎克再到托爾斯泰，從《詩經》中的大多數無名作者到杜甫再到曹雪芹，難道不都是“根據他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來加以形象化”嗎？生活在元末明初的羅貫中（須知他比莎士比亞還早二百多年呀！）能夠做到這一步，實在難能可貴。對此難道不應該大加肯定嗎？固然，羅貫中不可能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他所看到的歷史真實性是有局限性的，他不可能全面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但是，我們只能指出他的局限性，卻不能否定“他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既然已經承認這是一種“歷史真實性”），也不能否定在此基礎上創作的《三國演義》的藝術真實性。“翻案”之說，實在不能令人信服。 ??? 至于說羅貫中“根據封建意識來評價三國人物”,這又有什么奇怪呢？“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生活在六百多年前的封建社會中的羅貫中，不“根據封建意識來評價三國人物”,又該根據什么？難道要他根據當時還不可能有的資產階級思想乃至無產階級思想來評價三國人物嗎？今天，我們完全可以指出羅貫中對曹操的描寫受著封建正統觀念的影響，卻不可能要求他按照六百多年以后的觀點來寫作《三國演義》。正如大家熟知的，莎士比亞是按照資產階級的意識來寫作劇本的，卻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很高的評價；巴爾扎克是根據貴族保皇黨的意識來寫他那編年史式的杰作《人間喜劇》的，恩格斯卻稱他為“比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一切左拉都要偉大得多的一個現實主義藝術家”;托爾斯泰是根據“一個因為迷信基督而變得傻頭傻腦的地主”的意識來從事創作的，列寧卻稱他為“俄國革命的鏡子”.這幾位偉大作家的成就都是現實主義的勝利。那么，對于六百多年前的現實主義作家羅貫中，又為什么要苛求呢？難道他思想中有封建意識就是“為曹操翻案”的理由嗎？ ??? 郭老一方面說“《三國演義》是一部好書，我們并不否認”;另一方面卻又責備《三國演義》把曹操寫成了一個粉臉的奸臣，“實在是歷史上的一大歪曲”.這樣一來，《三國演義》又怎么能算得上是“好書”呢？這種矛盾的評論，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 當然，我們并不認為《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就是毫無瑕疵的了，更不認為羅貫中的寫法就是人人都必須效法的模式。我們只是不贊成“為曹操翻案”這個籠統的口號，不贊成用對歷史人物曹操的全面評價來否定《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而主張對這部六百多年前產生的古典文學名著給予歷史唯物主義的評價而已。作為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當然不應該局限于羅貫中的水平。如果今天或者將來有人要以三國題材來創作小說或戲劇，當然應該比羅貫中站得更高，嚴格遵循歷史唯物主義原則，運用形象思維規律，塑造出與《三國演義》風貌迥異的藝術形象，而且完全可以比《三國演義》中的形象更豐滿，更完整，具有更高的藝術概括力，因而也更能受到人民的歡迎。不過，這已不是什么“翻案”的問題，而是對古典文學遺產的繼承、革新和發展了。 ??? 原載：《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