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管仲為相輔佐齊桓公的時候，齊桓公稱霸于諸侯，排斥打擊了夷、狄等少數民族。管仲一生都在為使齊國國富民強而努力，諸侯不敢再叛亂。管仲死后，豎刁、易牙、開方相繼得到重用。齊桓公最后在宮廷內亂中去世，五位公子開始爭奪君位，禍亂蔓延開來，直到齊簡公時期，齊國沒有一年是安寧的。

　　功業的完成，并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禍亂的發生，不是發作時所產生，也會有一定的根源和預兆。因此，齊國的安定強盛，我不說是因為管仲，而說是因為鮑叔牙；齊國發生禍亂，我不說是因為豎刁、易牙、開方的原因，而說是因為管仲。為什么呢？豎刁、易牙、開方這三人，固然是導致國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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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

　　這篇文章分為五個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齊強之功和齊亂之禍，第二段直陳齊國之禍實由管仲，第三段指責管仲不懂治國之本，第四段以晉文公來比照齊桓公以步說明管仲于齊國敗亂無可逃責，第五段總結管仲臨終不能薦賢自代的教訓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騰挪多變，奇詭莫測，起伏照應，極富雄辯恣肆的特點。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齊強之功和齊亂之禍。文章開筆先承舊說，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抗擊戎狄，使齊國變得國強民富，諸侯不敢反叛。然后轉言管仲死后齊國就發生禍亂。即豎刁、易牙、開方“三子”被重用，齊桓公死于叛亂之中，五個公子爭奪王位，以至禍延齊簡公，國無寧日，歷時竟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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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文章分為五個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齊強之功和齊亂之禍，第二段直陳齊國之禍實由管仲，第三段指責管仲不懂治國之本，第四段以晉文公來比照齊桓公以步說明管仲于齊國敗亂無可逃責，第五段總結管仲臨終不能薦賢自代的教訓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騰挪多變，奇詭莫測，起伏照應，極富雄辯恣肆的特點。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齊強之功和齊亂之禍。文章開筆先承舊說，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抗擊戎狄，使齊國變得國強民富，諸侯不敢反叛。然后轉言管仲死后齊國就發生禍亂。即豎刁、易牙、開方“三子”被重用，齊桓公死于叛亂之中，五個公子爭奪王位，以至禍延齊簡公，國無寧日，歷時竟達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賓，言禍是主，主賓皆關鎖于管仲身，為下文立論張本。

　　第二段直接陳述齊國禍亂，說禍亂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責管仲，卻先不說管仲，而是把自已參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這種帶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為本段起筆，不僅醒豁警拔，輝耀全篇，而且還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結構上自然流轉，足見舉重若輕之功力。下文以一個“故”字帶出管仲，明確指出齊國之亂，禍由管仲，即所謂“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這里的上句顯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賓；下句則是承禍“所由兆”而言，是主。主賓仍關鎖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題旨。接著，作者以“何則”設問，拓開一筆，將題旨又轉深一 步，先責齊桓公，后責管仲。作者認為，齊桓公用“三子”而“亂人國”，齊桓公固然不對，但使齊桓公任用“三子”者卻是管仲，因為管仲臨終前，齊桓公詢問他相國的人選，他卻不能“舉天下之賢者以對”，只是以“三子”做事違反人情，不可親近之語搪塞而已。結果管仲既歿，齊國即亂。上文，作者先責備齊桓公，再責備管仲，最后又引證齊桓公“問相”的史實，這不僅用筆開合變而有序，而且借賓顯主，還進一步說明了齊國之亂全都是由于管仲臨終前不舉薦賢能所導致的。以下幾段，便緊緊扣住此意，反復暢發，開合承轉，愈轉愈深。

　　第三段則是指責管仲不懂治國之本。這一段緊承上文齊桓公用“三子”和“問相”事展開論述，論證分三層，先開后合，先務虛后務實。第一層以“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設問引起下文。作者認為，管仲與齊桓公相處日久，深知齊桓公貪戀聲色。而且管仲還知道，如果沒有豎刁、易牙、開方這“三子”，那么也就沒有人能夠滿足齊桓公的聲色欲望。因此日后齊桓公用“三子”，勢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臨歿而不舉賢自代，這應該說是他的責任。第二層深人步發問：“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為齊國不擔心有“三子”而擔心沒有管仲。有了管仲，這“三子”只不過是三個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說，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國無賢者，國既無賢，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將死之言”“縶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說，即使齊桓公僥幸能夠聽進管仲的話而誅滅“三子”，但天下類似“三子”之徒豈能“悉數而去之邪？”在這一警策有力的反問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臨歿而不能舉賢自代的錯誤。以上兩層都是放開一步，從齊桓公用“三子”的原因這個角度反復論述，說明選賢舉能防止奸佞當國的重要。第三層則是合，作者在盤旋蓄勢之后，一筆點出“管仲不懂治國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齊桓公“問相”事，設身置地，代管仲為謀，反跌出舉賢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晉文公來比照齊桓公，進一步說明齊國的禍亂，管仲有不可逃脫的責任。這一段也是先開后合，由賓入主。先言晉國因有賢而強，后說齊國因無賢而敗。援征史實，二相比照，更可見出賢者當國的重要。然后又合歸于管仲，說管仲雖賢，齊桓公“獨恃”，可是管仲卻已經死了，齊國焉能不“一亂涂地”？因此，齊國敗亂，管仲之責是無所逃脫的。

　　第五段總結管仲臨終不能薦賢自代的教訓，垂戒后人。本段先說“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即認為，天下不是沒有賢臣，而是有賢臣卻不被國君所用。根據這個前提，作者接著推論說，“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為天下并非無賢，而是有賢不用。其中微旨，雖明責齊桓公不能用賢，實暗責管仲不能薦賢。以上為本段第一層。第二層批評《管子》以為國中無賢，再責管仲不能薦賢。據專門記載管仲言論的《管子》一書說， 管仲臨終前，曾評論過鮑叔牙、賓胥無、寧戚、孫在等大臣的為人，一一分析他們的缺點，認為皆不足以托付國事。唯獨薦舉“好上識而下問”（《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將隨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齊政，因此自己死后，齊國將無賢可代。《管子》的這些認識顯然是違背客觀事實的，所以蘇洵認為《管子》一書“誕謾不足信”。第三層援引春秋衛國大夫史鰍和漢丞相蕭何臨歿進賢為切證，說明大臣能否薦賢，全在其“用心”。而管仲臨終之言和《管子》一書皆以為無賢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蘇洵“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劉勰《文心雕龍·事類》），于此可見。第四層，總結教訓，收束全文。“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后可以死。”這個教訓可謂高出俗見，它不僅重申了大臣臨終舉賢自代的重要性，而且還用此冷雋之筆點醒全文，回應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結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問，再次關鎖于管仲，使全篇“能發異光，而且長留余味”（林紓《春覺齋論文·用收筆》）。

　　這是一篇以意取勝的文章。作者論管仲其人，能夠“擴前人所未發”（劉熙載《藝概·文概》），自出機杼，別開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順勢運斤，意貫始終；并善于運用豐富的史料多方類比，反復對照，縱擒開合，借賓論主，使立論一層深似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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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完善

1、 （唐）韓愈，等 著．唐宋八大家散文鑒賞 2．北京：線裝書局,，2010年06月第2版：346-353,創作背景 　　這篇文章的具體創作時間不詳。蘇洵生活在最為繁榮的北宋中期，當時宋仁宗在位，對外和邊境國家簽訂一系列的合約，對內發展經濟，激勵文學藝術的傳播，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加上宋仁宗極力激勵發展文學藝術，不但宰相須用讀書人，而且主兵的樞密使等職也多由文人擔任。這些措施使宋代文人的社會責任感和參政熱情空前高漲，賢良之臣在位、若干將才和杰出文士都受到恩寵，朝廷一片升平的景象。但是，北宋王朝由于中央集權以及有關政策而引起的積貧積弱的局面已經逐漸顯現，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所以，不少具有開明進步思想的官僚士大夫紛紛要求改革，文人以國家的棟梁自居，意氣風發地發表政見。“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是當時文人特 展開閱讀全文 ∨

這篇文章分為五個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齊強之功和齊亂之禍，第二段直陳齊國之禍實由管仲，第三段指責管仲不懂治國之本，第四段以晉文公來比照齊桓公以步說明管仲于齊國敗亂無可逃責，第五段總結管仲臨終不能薦賢自代的教訓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騰挪多變，奇詭莫測，起伏照應，極富雄辯恣肆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