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富平前賢名流中，以功業響徹古今者，當推王翦父子。不過，誠如司馬遷《史記》中批評的，王翦身為秦國老將，始皇嬴政對他以師相待，“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只知“偷合取容，”保全自身，實為此公人生一大敗筆。這個不說也罷。若以輔助朝廷建德固本而論，晚明一代名臣孫丕陽是不可忽視的人物。 ??? 深秋季節，筆者來到富平流曲鎮，意欲拜謁這位明萬歷年間曾兩度出任六部之首吏部尚書的閣老墓地，卻惟見沃野百里，一川蕭瑟，老先生巍然高臥三百余年的墓冢，早已毀于文革浩劫，蕩然無存了。據當地人講，當年造反派曾掘開孫墓，墓內沒啥金銀珠寶，值錢器物，連尸骨亦無存，想是已化人土里了。不過，正像他的尸骨早與家鄉土地融為一體，有關這位歷史名臣的種種傳說及其凜然風骨，也早融人民間，流傳甚廣了，其中最為富平人津津樂道的，莫過于“孫丕陽不轉堂。”故事大意是，萬歷年間，孫丕陽以大理寺右丞身份出巡湖北，發現當朝首輔(相當于宰相)張居正的兒子張炳仁依仗父勢，橫行鄉里，且暗造地宮，圖謀不軌，遂明察暗訪，并設計從炳仁嘴里套出供詞，將其拿下。張居正在京聞得消息，忙假傳圣旨，連下十二道金牌宣調丕陽即刻回京，企圖釜底抽薪，中止對此案的查處。冒著違旨抗君的殺頭危險，丕陽在妻子幫助下，識破假金牌毒計，乃毅然決然斬了張炳仁，這才回京復命云云。傳統戲《假金牌》，便是據此故事編的。 ??? 其實，這個故事并不符合歷史事實。據《明史》載，孫丕陽是隆慶中(1570年左右)擢升為大理寺右丞(此前擔任浙江道監察御史，為正七品；大理寺右丞為正四品)。隆慶是明穆宗朱載重的年號，故事中所說的“萬歷”則是穆宗兒子朱翊鈞(明神宗)的年號。隆慶年間擔任首輔的是高拱(張居正為次輔，是高的助手)。孫丕陽任大理寺右丞期間，曾受“落職候勘”(停職審查)處分，不過起因卻是他曾上書皇帝彈劾高拱，復被高的門生反咬一口遭彈劾丟了烏紗帽。后來使丕陽官復原職的不是別人，正是取代高拱為首輔的明代著名政治改革家張居正。 ??? 從丕陽萬歷元年(1573年)擢升為右僉都御使(正四品)，旋因邊功又升為右副都御史(正三品)來看，張居正還是很賞識和重用丕陽的。須知，右副都御史是明朝紀律監察機構都察院的二把手，而作為“天子耳目所寄”的都察院，與其他五部(吏部、兵部等)合稱“六部”，并與刑部、大理寺(相當于最高法院)構成明朝的司法監察系統。不過，丕陽雖位高權重，獲得當朝首輔信任，仕途看好，卻并不盲目跟從領導意圖，而放棄為官做人原則。我們知道中晚期明王朝政治的一大特點，是宦官專權。當初，張居正能夠取代高拱，便是與大太監馮保內外聯手的結果，并依靠這種“利益共同體”和李太后的支持(其時，萬歷皇帝年幼，尚未親政)，張居正理政十年，完成了他的改革大業，使將傾的朱明王朝大廈得以鞏固。 ??? 出于政治家的現實考慮吧，有次，孫丕陽出巡馮保家鄉保定府等地，行前，張居正示意他在馮的家鄉為其建立功德牌坊，殊不知丕陽的為官原則是三個字：“莫作怪。”這種為權勢太監立甚牌坊的事，自屬“作怪“之列了，故《明史》記載丕陽對此事的態度是“拒不應。”一下子得罪朝內宮內兩大權勢人物，深知此后宦途不妙的孫丕陽，遂于萬歷五年以病引退回到富平老家。從上述史實中不難看出，所謂丕陽斬居正之子的事純屬子虛烏有；當然，民間傳說也并非完全空穴來風，記得有份資料講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丕陽升任監察御史后，曾上書嘉靖皇帝(明世宗)彈劾當時奸相嚴嵩之子嚴世藩不法行為，“朝野大快。”《明史》亦記載說丕陽在御史任內，巡察畿輔(順天府)、淮、揚等地，不避權貴，風裁矯然，其雷厲風行絕不手軟的工作作風，是他贏得“發奸如神”的美譽。 ??? 張居正死后，丕陽復出，先后擔任過南京應天府尹、大理寺卿(高院院長)、戶部右侍郎等職。這期間丕陽風骨依舊不說，還做了兩件大好事：一是萬歷十五年(1587年)，黃河以北地區鬧饑荒，丕陽曾把家鄉富平和蒲城一帶災民充饑的石粉(俗稱觀音土)，給萬歷皇帝進了幾升，諫言“宜寬賦節用，罷(免)額外征派及不急務，損上益下，”以救民命，鞏固國家根本。萬歷皇帝感納其言，頗有減免。二是孫丕陽擔任刑部尚書期間，革除積弊，簡化司法程序，加快清理冤家錯案，并酌情放寬刑罰，一時“刑律大減”。記得蘇軾說過不是人磨墨，而是墨磨人意思的話。個中慨嘆的，除了歲月易逝，人生短促，恐怕亦不無這位大詩人對古來官場“磨”人傲骨熱血易冷的隱痛。孫丕陽自26歲中進士步入仕途，至81歲掛冠回家養老，其間起起落落，數上數下，可謂飽嘗宦海風波；但此老愈“磨”風骨愈硬，不墜青云之志。《明史》稱他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出任吏部尚書后，“挺勁不撓，百僚不敢以私干者”。即不敢仗著私誼找他通融關系或跑官要官。不過，在當時皇帝昏庸，內有宦官專權，外有朋黨糾結的封建官僚體制中，丕陽雖說素負聲望，但也很難有大作為的。 ??? 萬歷三十六年(1609)，已告老在家，年已78歲的丕陽再次被任命為吏部尚書，白首入朝，此老自念“非薦賢無以報國”，然先后推薦的幾批干部人選，均無下文。加上他主持處理的幾起違紀案件，遭到利益受損一方的連連攻擊，丕陽屢屢辭職不得，只好掛冠而去了。轉眼近四百年過矣。此老風骨，將永垂青史，激勵后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