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篇某雜志編輯訪談劉再復先生的文章，我非常驚詫，驚詫于劉再復先生對兩部古代文學名著的恐懼感。劉先生把《三國演義》和《水滸傳》視為中國人的“地獄之門”，因此著有《雙典批判》一書。他認為，《水滸傳》中的暴力，《三國演義》中的偽裝與權術，都是反人性與反道德的。這兩種文學名著對中國世道人心的危害體現在許多方面，例如蔑視生命、蔑視婦女、蔑視孩子，嗜斗、嗜殺、嗜血，一切都可當作英雄的祭品等等。它們對中國人心有一種共同的巨大危害是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它們把中國的人心推入黑暗的深淵，使中國人原是非常純樸、非常平和的心靈發生變形、變態、變質，變得愈來愈可怕…… 　　這種論調當然并不新鮮。在我國，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在內的文學名著，幾乎無一例外，問世之后，都有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被控以“誨盜誨淫”的罪名遭到禁毀的經歷，它們的作者也總是被衛道士們詛咒死后進拔舌地獄，或者杜撰出他們子孫遭到報應的情節。民間也有“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的說法。近些年，我們不時會聽到一些聲音，提出刪去中小學語文教材中涉嫌暴力的名著片段的提案或觀點的新聞。 　　但是，像劉再復這樣曾經位居清要的文學史名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雜志主編），專門寫書表達對文學名著的恐懼感，對其進行“系統深入”的批判，其危言聳聽的程度，遠超封建朝廷和衛道士，卻是相當罕見的。 　　上自朝廷、文學史名家，下至里巷、草根庶民，普遍存在的文學名著恐懼感，其實無異于杞人憂天。這里舉兩個顯而易見的證據，或者說經驗。一個是歷史的經驗。反人性、反道德的行為，從未間斷過。蔑視生命、蔑視婦女、蔑視孩子，嗜斗、嗜殺、嗜血……的事情，隨時隨地在發生著。另一個是個體閱讀的經驗。有誰曾見過一個天性質樸簡單的人，因為讀了《三國演義》，變成奸詐的權謀家的嗎？有誰見過一個性情懦弱平和的人，因為讀了《水滸傳》，變成嗜血暴徒的嗎？文學名著若是有那樣的作用，軍校警院只開設文學名著閱讀課就足夠了。 　　那么，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繼地對文學名著懷有恐懼感呢？我認為，主要原因有如下三個： 　　第一個是過高估計了文學對人的思想行為的影響力。文學會對人的思想情感有所影響，但影響是相當有限的。首先是影響的時間往往不會持久。初中時如癡如醉的某部作品，到了高中，可能已不屑一顧。其次是影響的范圍有嚴格限制。無風險、低成本的事情上可能會有影響（比如說隨地吐痰，隨意橫穿馬路，托人情走后門），高風險、大成本的事情，只要頭腦正常，一般是不會有影響的。看了《三國演義》，便去效法典韋赤膊上陣，看了《水滸傳》便學武松去赤手空拳打虎，這樣的人堪稱奇葩，死不足惜。只有涉世不深的文藝青年和唐·吉訶德式的二貨，才會對文學的影響力有著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看了幾頁武俠小說，便可以身懷絕技，縱橫江湖，實現經世濟民的宏大理想。魯迅1927年應邀到黃埔軍校作演講，一上來就說，文學是最沒有力量的人講的，真正有力量的人并不開口，就開槍。魯迅講的是實情。 　　第二個是忘記了人生社會的復雜性。人們在閱讀文學作品的剎那，可能會血脈賁張，大義凜然，渾身是膽。但是，絕大部分人會在放下書本的瞬息之間，心跳平復，血液冷卻，義氣消退，畏首畏尾……依然故我。因為，這個世界上，除了文學，還有政治、法律、軍事，還有槍炮、刀劍、拳頭，還有情感、飲食、家庭。種種的局限、羈絆、制約，足以將文學的影響力抵消殆盡。一般情況下，文學讀者的勇氣，只限于大雪天關起門，在自己家里讀讀禁書，如此而已。讀了幾本書，就敢去干掉腦袋的事情的人，多半是不讀書也會去干的。一將功成萬骨枯，萬骨之中，大多數是不讀書的窮苦之骨。而且，古語也還有一句“劉項從來不讀書”。 　　第三個是忽略了文學的特性。關于文學，我認為可以借用革命導師關于宗教的定義：人民的精神鴉片。所謂人民，即身居下流之社會弱勢群。鴉片者，毒品也。直白地說，文學得有一定的毒性，得具有令人上癮的魔力，能予人以超乎現實、脫離苦難的幻覺。因此，既不能是白開水，也不能是紅糖水。這就是為什么文學名著很容易被朝廷控以“誨盜誨淫”罪名，被衛道士目為“怪力亂神”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見，文學名著是因人民的心理慰藉需要而產生，是由人民群眾認定、評選出來的東西，不同于朝廷機構和御用文人評選出來的“某某文學獎”。可以肯定，如果由朝廷機構評選，《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作品是進不了“文學名著”榜單的，高居榜單的一定是《蕩寇志》《玉嬌梨》之類。 　　話說回來，鴉片也不過是鴉片，短時間里麻醉、幻覺上滿足一下人民而已。不要說洪水猛獸，連投槍匕首也只是一種比喻、夸張的說法。把《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文學名著說成是中國人的地獄之門，不是庸人自擾，便是別有用心，比如說，捧殺文學。這是一件需要辨明、提防的事情。（作者：丁啟陣 古代文學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