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文學遺產》創刊6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舉行。百余名學者齊聚一堂，敘述著自己與這份學術雜志的深厚情感與淵源。 　　《文學遺產》作為我國唯一的古典文學研究專業刊物，創刊于1954年，最初為《光明日報》專刊，1963年休刊，至1980年復刊后改為獨立期刊，歸屬于社科院文學所。據主辦方介紹，古代文學研究界的老一輩知名學者，幾乎都在《文學遺產》上發表過文章，目前活躍在第一線的中青年學者，也多與《文學遺產》有著深厚的文字因緣。 　　從起初一家報紙副刊到如今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名刊，《文學遺產》緣何受到業界學者的一致好評，在傳播以古典文學為載體的傳統文化方面發揮著哪些重要作用等成為與會學者所熱議的話題。 　　古典文學的“常青樹” 　　評價一本刊物的學術影響力，并不取決于時下所流行的引用率、退稿率之類的數字，而主要看它在海內外專家學者心目中的地位。正如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教授葛曉音所言，《文學遺產》“見證了幾代學人的成長和衰老，我們也見證了她的成就和輝煌”。已年過八旬的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中華書局原總編輯傅璇琮說，自1956年在《文學遺產》上發表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關于宋元南戲的幾點理解》開始，就一直與其主辦方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保持著密切聯系，并有過多次學術合作，在學術界都產生了較好影響。《文學遺產》還是培植國內古典文學研究學術后繼的園地，中華書局原編審、古籍整理專家程毅中作為最早的讀者與作者表示，他所在班級的好幾位同學當時都成為《文學遺產》的作者和通訊員。葛曉音回憶第一次與《文學遺產》結緣的經歷時說，“我的第一篇論文是在《文學遺產》復刊號上發表的，當時在‘文革’中積壓了大量前輩專家的成果，但復刊號卻擠出版面容納了一個在讀碩士研究生的文章。” 　　在海外，《文學遺產》也一直被視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水平儀。葛曉音舉例指出，在日本東京大學的古籍研究中心閱覽室中，供師生隨時翻閱的中文文學期刊主要就有《文學遺產》，日本已故著名學者松浦友久長期訂閱《文學遺產》，每一本刊物上都被畫滿了紅藍杠杠。 　　《文學遺產》之所以受到海內外老中青一代代學者的青睞，是與其堅持平等公正的學術風氣分不開的。熟知《文學遺產》編審流程的葛曉音說道，從編輯部到專家審稿始終堅持以創新、求實、嚴謹為標準，不受歪風邪氣的干擾，從而形成了一道無形的防火墻。北京大學教授費振剛則希望《文學遺產》的這種做法為學術期刊樹立正氣，發揮影響，使學術環境更加健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廖奔說，在社會對古典文學的熱情從全民投入降低到大學從業者的職業需要的大背景下，《文學遺產》能夠長期堅持老一輩學者的學術立場和原則，堅持學術公器的面貌，儼然守護古典文學精神的學人們的旗幟。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用“懸格甚高，守土甚嚴”八字來形容《文學遺產》的精神與品格，“‘懸格甚高’保證了《文學遺產》雜志的質量，一直是這一領域的翹楚，以此樹立了品牌；‘守土甚嚴’指的是60年始終堅守古代文學這一發表陣地，不變初心，不改初衷。”他認為，這是其生存發展、長治久安的基石。 　　此外，《文學遺產》的“常青”也與其堅守學術創新的品質密切相關。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文學遺產》原主編徐公持表示，《文學遺產》創新表現之一便是發揮學術個性，“缺少了學術個性，只能帶來平庸，何來的創新？”此外，他認為，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創新還應體現科學的精神，以求實為基礎，并符合道德的規范，“文學遺產一貫重視‘文德’，‘樂只君子，德音是茂’，這是她廣受學界同仁尊重的要因。” 　　傳統文化的“傳播者” 　　在創刊紀念大會的背景板上，“三千年文學遺產，六十載學界情緣”的題詞赫然映入眼簾，無疑道出了《文學遺產》的文化使命。《文學遺產》于60年中，卓然挺立于學界之林，傳播了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學知識。那么，如何讓優秀傳統文化薪火相傳、歷久彌新，始終為國人提供精神支撐和心靈慰藉？如何讓傳統經典嵌在腦子里，融入血脈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培林表示，《文學遺產》應該有一種自覺的歷史擔當和社會責任感，給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只要《文學遺產》站在時代高度，以科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古典文學，并在專業化的學術研究中保持家國情懷和服務社會主義大局的意識，它就一定能夠在中華民族文化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文學遺產》主編劉躍進指出，60年的研究實踐證明，古代文學研究只有密切關注現實、關注民生、廣泛增強社會影響力、切實為黨和國家的文化發展戰略提供強有力的學術支持，才能更好地實現自身價值，“《文學遺產》將努力推動古代文學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好地服務于國家、服務于人民。” 　　在具體學術研究實踐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陸建德表示，學者們應與周邊的各種文化保持一種密切的創造性和互動性，從而推動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同時，還應考慮到中國文化的多元性與豐富性，開闊研究視野，才不至于將我們的文化史研究個人化。 　　對于《文學遺產》在傳播傳統文化上的重要性，集讀者、作者與編輯三職于一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劉世德表示，他將會把其所經歷的與《文學遺產》有關的事情以回憶錄的形式記錄下來，“作為未來修史的依據。” 　　（來源：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