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國實權派人物季康子曾問孔子，仲由、端木賜、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很有信心地說“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于從政有什么難的？弟子也多人問政，其中就有被孔子稱為“達”的端木賜。孔子回答他：“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勾勒了三駕馬車的理政思路。但子貢喜歡刨根究底，“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以為三駕馬車當有輕重主次。 ??? 食為政首猶可棄。孔子尚古，無需諱言，不僅自述“信而好古”，還贊美“敬授民時”的堯。孔子以為堯“成功”之道在于“所重民、食、喪、祭”。 ??? 民、食之所以為重，朱熹解釋，“民，國之本也。食，民之命也”，都屬國本。我們源遠流長的農耕文化發軔之際便已孕育仁愛。在今天“食”也仍是國家重要戰略儲備物資。然而在孔子眼里，“足食”更關乎百姓生存，是“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物資保障，是“仁”之首務。無“食”則無民，有“食”則國安。孔子講“修己”，但“修己”不是目的，“安百姓”才是目的。三駕馬車“食”當然是主駕。 ??? 可如此重要的“食”卻可以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去”之。信譽如生死，寧肯死于無食，不能死于無信。人格“剛”，國格也要“剛”。何況老話說得好，人心齊泰山移。 ??? “足兵”為要仍可棄。禹以后，“城郭溝池以為固”，“兵”免不了了。但《論語·述而》記“子之所慎：齊、戰、疾。”兵戎戰事雖系護國守民之務，但畢竟要流血。《書·康誥》記周公告誡衛康叔，“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周公之意，孔子領會深刻，于《孝經·圣治》說：“天地之性，惟人為貴。”因而，孔子慎而少言兵，翻遍《論語》也僅見三五處。一是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反對不加訓練拉民做炮灰。二是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古人“三載考績，七年已踰再考，此乃言其久”。習兵練武七年，當今軍校本碩連讀也完成了，孔子要的是民可戰但不傷亡或者少傷亡的必要保證。三是“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孔子于衛靈公話語中聽出心思有戰，不能茍同，帶眾弟子離開衛國。孔子不能接受君好戰而由百姓去償付戰爭的代價，“去兵”自是首選了。 ??? 但孔子也并不諱言兵。于邦國言，孔子說：“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孔子世家》就記齊魯夾谷會盟，孔子為魯司寇便武助 文事。于天下言，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孔子言“足兵”，但一定是“天討有罪”，“使之絕惡”，比如湯伐桀，武王伐商紂，“順乎天而應乎人”。 ??? “救無辜，伐有罪”，“兵”也并非唯一途徑。“近者悅，遠者來”，孔子以為美政。“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孔子認為這樣的途徑最理想。《論語》就記孔子贊管仲，“如其仁！如其仁！”理由便是“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不用兵而天下安，“講信修睦”，“信”而勝兵，歷史經驗多證之。 ??? “民信之”，信不可失。《論語》中孔子與弟子論“信”并不多，僅有38處，遠不及“仁”“知”和“君子”。但孔子卻認為“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失。視“信”為理政和做人的根基。 ??? “信”之所以是一切人事的基本原則，在于“信，誠也”。信謂人言，言為心聲。在心要真，合意為信，孔子極為看重。“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要“先行其言，而后從之”。相反，“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先進》篇還記“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意如一言九鼎駟馬難追。南榮反復誦讀，孔子便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了南榮。孔子認為治國治家一理，必要重誠信之人。 ??? 有一次子貢問“士”，并又接二連三“敢問莫次”。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一諾千金竟勉強可以算做末一等的士，何故？有位很像孔子的弟子有子說：“信近于義，言可復也。”用劉寶楠的話說：“義所在，則言必信，行必果；義所不在，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 誠信時常互訓。《論語》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因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夫子“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孔子“仁以為己任”，授徒力行之，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