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從天圓地方“天下”進入地球時代以來，西方學說傳入了“人性惡”的人類哲學思想（original sin，譯“原罪”，也可譯“性惡”），以及與之相匹配的遏制“性惡”的國家行政觀念：因為人性本源是惡的，因此必須配之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國家制度。 這種關于人性惡的人類哲學觀點，中國其實在春秋戰國時代早已有之，代表人物便是諸子百家之一荀子。荀子持“人性惡”觀點，而同時代的孟子則持“人性善”的觀點（時代背景是即將進入戰國時代）。 中國古代歷史的各種哲學流派，有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按故往歷史中國十分慣常思維的“大是大非”原則來看，人性的善與惡，是兩個絕然相反的人類社會哲學元素，荀子與孟子應被歸為兩個不同的學說流派。但中國流傳至今的傳統學術卻把兩位持涇渭分明哲學觀點的人，同稱為“儒家”。不知兩位已作古二千多年的大學者會不會在黃土之下躍骨而起？ 仔細想來，把不同哲學流派的學者=家們歸于“一家”的文化現象，也在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情理之中。中國數千年實行的是皇權行政一統論，而與行政一統論相匹配的學術一元論，也就不得不會把為華夏人類思想作出過杰出貢獻的各流派人物都歸入相同的彀中。在歸入“一家”之后，再予以分門別類，作內部清算，謂之“一家”之內的不同“路線斗爭”，再或逐“師門”，斥之學術叛徒、學術內奸。那個時代的這種學術的歷史發展邏輯，同樣與封建社會一統皇權獨裁之下的“羈縻”臣僚、清算各派臣僚的行政制度，完全匹配。但顯然，兩者本來就不在一個學術流派中，而這正是符合近代以來人們認同的人類歷史“學術多元論”觀點的。歷史地看，皇朝社會惡劣的一元論阻礙了古往中國社會分科學說的產生，從而使古舊讀書做官的儒學成為通向文化一元論的單行線和獨木橋，但人類思想（包括經濟形態）本質的多樣性決定了學術的“多元”，何必納入一家？它實質是泯滅了自古以來中華文化哲學思想的豐富多彩性。學術叛徒內奸之稱，是不是有點自作多情？ 春秋末期，早于荀子孟子一百年的孔子僅談到了人類哲學“仁”的思想，而荀孟則開始了人性惡和人性善的爭論。眾所周知，自后兩千多年中國皇朝歷史遵循了孔孟之道，而荀子的“性惡”人類哲學思想早已被皇朝歷史自我消弭于無形之中。有當代考古學家指出，人類文明歷史數千年以來，人們的物質與觀念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人類的性情幾無改變。筆者以為，人類歷史從來一直存在著這么一個人性現象：越是缺什么，便越是提倡什么。這就像表決心發誓要克服自我一樣。著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在提到孔子“仁”思想時這么說：“按孔子的看法，一個人雖為圣賢，仍要經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頭，可見性惡來自先天”（黃仁宇著《萬歷十五年》）。 說性惡可使但凡是人都受到“性惡”遏制，說“性善”則可以使一部分“圣人”免于遏制。這在今天的人看來，道理很簡單。假如古人因受人類社會認識論的局限而偏入旁門（輕視實踐的古人先給予認知上的定義，再尋找“理”；現代人在實踐中尋找“理”），那么，今天的人如果再提“性善”論，則別有它圖了——人類歷史證明：提倡“善”的人就是“善人”，那是一種是人都不信的鬼話……正如明代那位深陷一元論而難于自拔的哲學家李贄所揭示：孔孟“其流弊至于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 注：歷史學家黃仁宇指出：從提倡“仁”到提倡“人性善”的變化，“孔孟之間的不同論調，反映了社會環境的變化。孔子的目標，在于期望由像他一樣的哲學家和教育家來代替當時諸侯小國中世襲的卿大夫。孟子卻生活在一個更加動蕩的時代里，其時齊楚之間的王國，采取了全民動員的方式互相爭戰。這種情形不再容許哲學家以悠閑的情調去研究個人生活的舒暢和美。孟子的迫切任務，在于找到一個強者，這個強者應當具有統一全國的條件，并且能接受儒家學說作為這一大業的基礎。他企圖以雄辯的言辭說服他的對象，引導他和他的廷臣回到善良的天性中，有如引導泛濫的洪水歸于大海，以避免一場殺人盈野的浩劫。”（黃仁宇著《萬歷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