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文壇上的光彩和鋒芒--讀陸龜蒙的諷刺雜文《野廟碑》 文/肖旭 在晚唐文壇上，有一批現實主義詩人作家，用匕首投槍般的諷刺詩歌雜文，尖銳揭露抨擊垂亡的唐朝黑暗腐朽的政治。唐朝末期，藩鎮混戰，宦官專政，朋黨之爭愈演愈烈，加之后來接位的懿宗，僖宗都只知道尋歡作樂，使朝政腐敗到極點。統治者和地主官僚為了加緊剝削農民，一方面敲骨吸髓，高利盤剝，另一方面極力推崇封建迷信，還到處樹碑立傳達室，座痹愚弄百姓于股掌之中。 尤其是他們的短小精悍、鋒芒犀利的雜文，文學史上一般稱為諷刺小品文，成就突出，很有特色，深受魯迅贊賞，譽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這里向大家介紹其中一位代表作家陸龜蒙的一篇代表作品--《野廟碑》。 陸龜蒙，字魯望，自號江湖散人，甫里先生，長洲（今江蘇吳縣）人。他曾被推舉為進士，但是沒有考中。從此回鄉隱居在松江（今屬上海市）甫里，吟詩作文，撰著論述。他和晚唐另一位著名詩人皮日休是知己朋友，當時并稱“皮陸”.他性情清高，不交流俗，喜歡飲茶。自己經營種植茶園，因此比較接近下層，比較了解農業和農民疾苦。他對腐朽垂亡的大唐帝國不抱幻想，對混亂惡濁的官場風氣深為激憤。冷眼相向，冷嘲譏刺，鞭辟入里，不留情面。因而他的諷刺雜文具有犀利而冷雋的獨特風格，又有現實性、政治性、知識性和趣味性的明顯特性，發人思索，耐讀不厭。《野廟碑》便是這樣的一篇絕妙的諷刺雜文。 本文的題目便發人興味，叫做《野廟碑》，是為一座不知名的鄉野神廟撰寫的碑文，使讀者很想知道這座野廟究竟是所怎樣的神廟，作者究竟要做什么文章？ 全文三段，最后附詩一首。 第一段大意是這樣的：“‘碑石’的‘碑',意思是’悲哀‘的’悲‘.古時候原來是用木板把棺材吊起來，再放進墓穴。后世人在這塊木板上寫字，用來表彰墓主的功德，因此就把這塊木板留下來，不忍丟掉，’碑‘的名稱由此而得來的。自從秦代、漢代以來，活在世上而有功德政績的人，也給他樹碑，而且又把木板改為石塊，這就不符合它名稱的原意了。我給這座鄉野神廟立碑，并非由于廟里的神祗有什么功德政績可以記載，就是因為悲哀那些農民竭盡其力來供奉一些沒有姓名的泥塑木雕的偶像罷了。” 這一段敘述碑的由來和作者為野廟立碑的原因。開頭就顯出雜感的特點，好像在拉雜地漫談自己的感想；而其實寓有嚴峻的諷刺。作者從“碑”的原義談起。古代有一種用同音詞解釋詞義的方法，叫做“聲訓”.“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認為“碑”的原義就是悲哀。然后，他敘述碑的沿革，說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來發展成為記載死后功德的木碑，從而證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著，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塊，用來為活人歌功頌德的石碑，是秦、漢以后的變化，是不合原義，并不相稱的。據說，秦始皇東游到嶧山，一幫儒生為他在山石上銘刻功德，這就是給活人樹碑的開始。因此，通過談論碑的由來，實質是說明樹碑是記載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應該用來為活著的人歌功頌德。這同時也就表明，作者給野廟樹碑，并不是為活人歌功頌德，而只是為抒發悲哀。那么，他悲哀什么呢？所以最后就直截了當地說明，野廟里的神祗只是一些沒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們沒有什么功德可以記載，但是，農民卻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們，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換句話說，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人們，農民供奉祭祀著一群根本不值得供養祭祀的神鬼偶像，這是十分可悲的。應當說，這是一個嚴峻而深刻的主題。但是，為什么會產生這種可悲的現象呢？ 第二段就回答這個問題，大意是說：“浙東一帶百姓喜好祭祀神鬼，山上水邊有很多不正當的祭祀。那些廟里的神鬼相貌，有的雄壯而剛毅，黝黑而魁梧，就叫他將軍；有的溫和而忠厚，白皙而年青，就叫他某某郎官；有的老婦人，神情尊重，就叫她姥姥；有的少婦人，容貌艷麗，就叫她姑姑。他們住的地方，庭堂寬敞，臺階高峻，兩旁是高大的古老樹木，樹干密集，枝條如拱，女蘿藤條依附在它們身上，貓頭鷹之類兇鳥在上面筑巢。廟里還有許多木雕泥塑的車馬仆從，雜七雜八，奇形怪狀。農民創造了這一切，農民又害怕這一切。每逢重大祭祀就殺牛，中等祭祀就宰豬，小一點的祭祀也起碼要用雞狗作供品。像魚豆、肉食酒漿這類供品，農民平時吃不上，但是供奉鬼神卻是不可以少的。農民相信，如果有一天祭神稍為松懈怠慢一點，災禍就立刻降臨。所以，老人小孩都提心吊膽地喂養著祭祀用的牲畜。假使村里有人生了病，或者死了人，農民不認為這是恰好碰到的，卻懷疑自己的命運是由神操縱的”. 這一段生動具體地談論農民怎樣和為什么迷信神鬼，說明自己的悲哀。顯然，這里有批評、有嘲弄，但作者的態度是嚴肅的，對農民充滿同情。首先，作者明確指出唐代浙江東部山區農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當的祭祀，是錯誤的行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頗不恭敬地指點那些被農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覺得荒誕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對他們深惡痛絕，相反，作者對這些生動偶像的雕塑藝術，卻有點欣賞。接著，一針見血地指出：“農民創造了這一切，農民又害怕這一切。”就因為農民以為自己生老病死，命運災禍，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們忍饑挨餓，提心吊膽，畜牧犧牲，竭盡全力，供養這群他們自己創造的偶像，生怕祭禮疏忽受災遭殃。不難看到，作者對此不勝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寫出農民愚昧迷信，更顯出他們善良馴服，讀來令人辛酸悲惻。因此，實際上，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進一步具體地形象地揭露出來。也就是說，農民用盡血汗供奉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農民自己的創造。這是耐人尋味，發人深省的。試想，如果農民能夠認識到、覺悟到這一點，那么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觀賞、農民也就獲得精神上、經濟上的一種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當時的農民幾乎不可能認識到這一點。就題論題，文章到此可以結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題發揮，所以還要議論開去。 第三段就是借題發揮，大意是說：“雖然浙東農民是這樣做的，但是按照古時候祭祀神鬼的禮俗來說，就不合事理了。不過，如果用當今的情況來看一看，那么這些無名的土木偶像幾乎就不值得怪罪了。為什么呢？因為古時候祭祀，豈不是為了死者有功德，他們生前抵御了大災難，對抗了大禍患，所以死后受到活著的人們用畜牲品祭祀。那些無名的土木偶像，不配與抵御災難、對抗禍患的人相比，這不合古時候祭祀的事理，就明白了。當今廟堂上，像野廟里那些雄壯而剛毅、黝黑而魁梧的將軍，是有的，像那些溫和而忠厚、白皙而年青的郎官，是有的。他們登上臺階，坐在高堂上筵宴，聽著音樂，吃著美食，出門坐車馬，隨從一大群，其實都是野廟里的將軍，郎官之類泥塑木雕的神鬼，對解除人民的痛苦，醫治人民的病痛這些事，他們從來不曾放在心里。但是，對于供奉卻不放過。如果有一天老百姓對他們表現得稍微怠慢一點，那他們就會派遣兇狠的差吏來找你算帳。他們濫用刑罰拷打百姓，逼迫百姓納貢。這跟那些泥土捏的、木頭刻的鬼神對百姓的禍害，究竟哪個輕，哪個重呢？平常在國家沒有發生變亂的時候，這些武將文官就被看作賢良，一旦國家發生變亂，應該憂慮，報效國家的時候，他們卻逃避艱難，脆弱膽怯，一個個困頓顛撲，狼狽逃竄，或者當個保命的囚犯 俘虜。這些人乃是戴著官帽，說著人話的土木偶像，又何必管他們是否真土木偶像呢？所以說，用當今的情況來看一看這些無名的土木偶像幾乎就不值得怪罪了。” 這一段借題發揮，其實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將，跟野廟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較分析，結論是，當時官僚是戴官帽、說人話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惡劣。不言而喻，他們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從思想內容看，這一段是本文立意所在，是主題思想的闡發。作者以農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廟的無名偶像作比喻和襯托，揭露唐末國家官僚機構的腐朽，目的是使人們認識到，大唐王朝已經敗壞淪落為一座鄉野神廟，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無名神像的偶像。不難體會，作者認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機構已經腐朽透頂，不能寄于絲毫希望。這就深刻地傳達了唐末農民起義暴發的時代脈搏，抒發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緒。正因如此，這一段的態度和筆鋒明顯與上一段不同，議論尖銳透辟，諷刺辛辣無情；不是嬉笑熱嘲而是怒罵鞭撻，單刀直入地揭露這群活著的官僚像無名神像一樣毫無功德政績，卻更為兇惡地壓榨人民，更虛偽，更無恥，更罪惡，更令人憤慨。文章到此，主題思想說透，就結束了。 最后是一首詩，大意是說：“泥捏木刻的鬼神，偷吃我百姓的酒漿和牲畜，這本來就名不正；像土木鬼神一般的上智們，盜竊我國君的奉祿和爵位，這又當何論？達官貴人們的奉祿厚，爵位高，土木鬼神們的祭酒薄，供品少，對他們這不同的供品，誰又能說錯了呢？看看我樹立的這塊’野廟碑‘吧，就知道其中的悲哀和憂愁有多大。” 按照碑文的傳統格式，文末要用韻語詩歌來作個小結。這首詩就是這樣，明確點出本文的主旨不在指責無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敗；不在反對正當祭祀禮俗，而是悲憤國家腐朽。這首詩既鮮明表現作者進步的立場，也表現他的局限。陸龜蒙畢竟是封建時代的一位進步的士大夫，實質上不可能反對封建帝國統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鋒芒主要指向李唐這一家王朝，尤其是無情鞭撻唐末腐敗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對封建帝王統治，他批判農民迷信而產生的不正當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評正當的祭祀。雖然如此，由于作者所處的時代不同，本文的思想仍是進步的，具有高度的現實性和鮮明的政治傾向，這是應予充分肯定的。 從藝術上看，這是一篇用傳統碑文體裁寫的雜感。或者說，本文是用雜感形式來發揮諷刺藝術力量的。因此，它不但具有雜感所要求的現實性、議論性、知識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學藝術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體地說，它大體上有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冷眼旁觀，談古論今，思想深刻，筆鋒犀利。作者對于大唐帝國官僚是冷眼旁觀的，冷淡、清醒、客觀、無情。他這篇文章并不要給朝廷進諫，而是要說給有識之士以及黎民百姓聽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談古論今。他從碑的原始沿革談到為野廟立碑，又從野廟供奉的土木偶像談到農民被自己創造的無名偶像束縛壓榨，再從古代祭祀談到當時養官，等等，見解深刻，筆鋒尖銳，鞭辟入里，抓住實質，逐步闡發主題思想，抒發作者的悲憤感慨。 其次是熱嘲冷諷，說東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對不同諷刺對象抱著不同的態度，所以全面而有說服力。他對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熱嘲，抒發深情的悲哀。對那些無名的神鬼偶像則以嬉笑的嘲弄，指指點點，這個黑大個兒叫將軍，那個白面書生是郎官，尊貴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婦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賞雕塑藝術，令人發噱。而對文官武將，就是嚴峻的揭露，無情的冷嘲，尖銳的諷刺，凌厲的怒罵。但是，嘲弄諷刺的方式仍是從談論中隨時投射，好像說東道西，拉雜不拘。本文各個段落，層次之間并無嚴密的邏輯結構，需要談論什么，就開個頭談起來，轉過去。 第三是知識豐富，議論風發，左右逢源，得心應手。一開頭談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談得頭頭是道。接著說浙東農民濫祀，就把濫祀風氣和農民心理說得子如指掌。講古代祭祀，兩句話便概括講出要領；論當時官僚，用幾筆就勾畫出典型嘴臉。這表明作者知識豐富，了解透徹，所以發出議論，都能抓住要點，講出妙處，顯得左右逢源，得心應手，讀來脈絡清楚，增長見識，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當，描寫生動，語言活潑，形象鮮明。從表現手法看，本文其實抓住一個典型的比喻來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國官府比作一座野廟，官僚就像野廟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國官府的關系，就像人民和野廟的關系一樣，人民創造了它們，反而又害怕它們。但是兩者之間有一點差別，就是活著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兇惡，禍害更大。總起來看，作者用“古文”的語言，以夾敘夾議的方式，生動活潑地描寫出了幾類鮮明形象，即野廟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農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惡形象。 最后便是本文風格特點，嬉笑怒罵，嚴峻冷雋，引人入勝，發人深省。作者和讀者雜談感想，啟發開導，擺事實，講道理，愛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現形式卻是復雜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說來，娓娓動聽，引人興趣，而說到以野廟碑抒發悲哀，仿佛一拍驚木，令人震動。第二段，作者好像話分兩頭，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說到“農民創造這一切，又害怕這一切”,驟然一轉，痛心敘述，辛酸悲惻，令人點頭稱是，陷入深思。第三段，作者突發議論，兩番轉折，進入主題，鞭撻怒罵，激人憤慨。末尾用詩明確點出主題思想，說破大悲哀。這一層層敘述議論，逐漸使讀者深入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可以想見作者嚴肅沉重、感慨激奮的神情風度，形成獨特風格，產生藝術效果，達到啟發教育的目的。應當說，在晚唐文壇上，這篇雜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今天也仍有認識意義，可資雜文寫作的借鑒。 附：《野廟碑》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后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 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晰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艷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甿作之，甿怖之，走畏恐后。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耋孺畜牧栗栗然。疾病死喪，甿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于神。 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御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于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御災捍患者為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怵于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驅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徊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 既而為詩，以紀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儀！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陸龜蒙，字魯望，自號“江湖散人、天隨子、甫里先生”,長洲人（今江蘇省吳縣）人。關于陸龜蒙的出生年代，各家聚訟不決。據李鋒的《陸龜蒙生卒年考》認為陸氏必生于會昌四年（公元844年）以前，對于卒年按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的說法，即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其它文學家如朱東潤、游國恩、周祖撰也都認為其卒年大約在中和元年之際。陸龜蒙的父親陸虞。曾官至浙東從事、侍御史，可見陸龜蒙的家事也較為顯赫。陸龜蒙自幼聰悟，有高致。通六經大義，明《春秋》，并且善于寫文。當時就名振三昊。然而名聲鵲起的家世，以及少年的聰慧并沒有給陸龜蒙的仕途帶來一帆風順。成通六年（公元866年），陸龜蒙至睦州，拜謁刺史陸墉標志著他人世的開始，據《全唐詩》記載：“上嗣位六載，吾宗刺桐川。余來拜旌戟，詔下之明年。”陸龜蒙此行的目的是為了在明年的大比之年，能夠搏得功名而前去拜謁的。然而壯志躊躇的他并沒有如其所愿，據《新唐書》中記載：“成通中，舉進士，不第。不復應試，遂隱居松江甫里。”然而，仕途道路的不得意并沒有就此挫傷陸龜蒙文學創作的激情。咸通十年，崔璞來蘇州就任刺史，隨他而來的還有另一位文學大家一皮日休。皮日休當時官至郡從事。龜蒙與皮日休還有其它一些文人暢游吳郡，肇始了他們互相唱和的歷程。當時唱和之詩達六百余首，龜蒙編之為《松陵集》。詩歌數量當是六百九十八首。政治上的失意，并沒有銳減陸龜蒙對蕭散自然，寄情山水的隱逸生活的追求。據《新唐書》中記載：陸龜蒙有田數百畝，常苦水潦，雖躬耕勤勞，亦不免時遭饑寒。嗜茶好酒，不喜與流俗交。唯好放扁舟，拉蓬席，攜書茶壺筆床釣具，泛于太湖中。可見。陸龜蒙雖然過著清貧的生活，但也逍遙自在，在其唱和的詩歌中就有大量“詠酒”,“詠茶”、以及描寫“太湖”的詩歌。陸龜蒙井沒有打算終身隱居，從此不食人間煙火，其實他在窺探時機，等待政治命運的叉一個春天。果然，在乾符四年，鄭仁規刺湖州，陸龜蒙依往，然來幾。文規罷任，龜蒙亦返故里。但據吳在慶先生考證：“據《新唐書·本傳》謂：龜蒙嘗從張搏為湖、蘇二從事，于其現存詩文中未見旁證，珠可懷疑。”不論是否果有其事，然而陸龜蒙的第二次出世就這樣草草收場了。此后，李蔚素重之陸龜蒙，有起用之意，未果。中和初，即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陸龜蒙因疾而卒。光華三年（公元901年），因韋莊奏請，贈右補闞。此時距了晚唐時辯江南社會與審陸龜蒙的禽世已整整二十年，這或許也為陸龜蒙的一生劃上丁一個完美的句號。由此而觀之，陸龜蒙一生主要的時間是寄予于江南的，也許官場的失意正為他在文學創作中閃耀光芒而提供了契機。就陸龜蒙詩歌的文學藝術價值而論，眾家紛紜。究其文敞強調寓“懲勸之道”（《苔賦序》）。雖然陸龜蒙長期過著隱逸的生活。然而面對晚唐時期戰亂之頻仍，生民之凋敝，世風之不振，等諸多現實，陸龜蒙頗為關心，故其詩文中屢屢提及。就連魯迅先生也稱贊陸文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南腔北讕集·小品文的危機》）陸詩受韓愈影響頗深，雖詩文中不乏反映民生疾苦的內容，然亦有炫才耀學之作，故胡震亨評之：“陸魯望江湖白放，詩擻宜饒，而墨彩反復黯純者，當繇多學為累，苦欲以賦料人詩耳。”（《唐音口簽》）其小詩亦有平淡真切可誦者。乾符六年春，陸龜蒙自編其“歌詩賦頌銘記傳敘”為《笠澤叢書》，著述頗多。無論陸詩的思想價值及藝術價值。孰優孰劣，但陸龜蒙工于詩文，與皮日休為友而齊名，并稱“皮、陸”,這是文學史上的定論，而且詩文中不乏大量反映晚唐江南社會的風貌。唐代后期，政治日趨腐敗，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后，唐王朝正日益走向沒落，藩鎮割據的產生，使得北方連年處于戰亂之中，而南方政局的相對穩定，吸引著大量的北方人口南遷，使得江南的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這也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經濟重心的南移”.江南由于安史之亂而引發的“經濟中心南移”,使得這個往日荒蠻凋敝的地域，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一方而，政治社會的相對安定，給江南士人尤其是生活在江南的詩人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創作環境。另一方面，隨著經濟中心的逐步南移，以及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尤其是簡單的商品經濟，在江南這個地域的生根發芽，這一切都給詩人的創作帶來了無限的遐想。所以，如果把唐代的江南譬喻成一幅氣勢恢宏的歷史畫卷，那么無數像陸龜蒙這樣的晚唐詩人，則是畫中揮之不去的奇景。因為，他們不僅用心體驗著當時的社會，更加用詩歌描繪了晚唐社會民眾的心態變遷。二、陸龜蒙與江南“事鬼”說。陸龜蒙在其詩歌和小品文中有較多關于江南民間信仰和鄉土風俗的記載。其中有關“事鬼”說頗值一述。如陸龜蒙在其《野廟碑》中曾有此類記載，《野廟碑》本是一篇以議論出之，借題發揮諷刺當時之作，其目的是為了刻畫當時作威作福、腐朽荒淫的統治者。朱東潤先生對其文的評價：“其文文筆辛辣犀利，而情味雋永，耐人尋繹。”然而除了從文學茗品的角度外，陸龜蒙卻從一個側面揭示了當時江南“事鬼”風俗之盛。陸龜蒙在其《野廟碑》并詩中記載：“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日將軍；有溫而愿暫而少者，則日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日姥；有婦容而艷者，則日姑。”所謂甌越指的是現在今浙江省東南地帶。越，古種族名。漢初東越王搖都東甌（今浙江省永嘉縣），地瀕甌江。所以后世稱為甌越。而唐代永嘉屬溫州，亦與蘇州統屬江南東道，可見這“事鬼淫祀”在江南還是具有普遍性的。此外，在陸龜蒙的《奉酬襲美先輩吳中苦雨一百韻》中也可佐證。其記載說：“江南多事鬼，巫覡連毆粵，可口是妖訛，恣情專賞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