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局部） 謝振甌/繪 在古代絲綢之路上，川流不息的是中亞、西亞、南亞、中南半島和歐洲等地進出華夏的人群和貨物，在絲綢、瓷器、茶葉、金銀、寶馬良駒的交換過程及往來商旅人員的遷徙中，有一種物品及其文化值得重視，這就是香及香文化。 在張騫于公元前2世紀出使西域開啟“鑿空之旅”，打通“絲綢之路”以前，中華民族與外部世界之間社會、經濟、文化交流的孔道就早已存在。春秋時期，我國西南邊疆人民就在云貴高原的崇山峻嶺中開辟了一條通向南亞次大陸及中南半島的“蜀身毒道”，這條古道將西南夷地邊疆民族與印度、中南半島等世界古老民族緊密相連。《魏略·西戎傳》中記載：“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鄰），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寥寥數語，不僅清晰勾勒出古代大秦與古益州（今四川成都）、永昌（今云南保山東北）等地水陸交通的情況，而且著重點明這條古道上“出異物”，但是永昌產出的這種“異物”及其在古道上發揮的文化功能，一直未被系統研究。 羅馬帝國在公元1世紀通過“麝香之路”經昌都運走西藏、古益州等地盛產的珍貴的麝香，到了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時期，中原內地的絲綢、茶葉、陶瓷、紅糖等特產從成都和普洱等地到昌都，并沿著“麝香之路”進入雪域高原和西亞地區。從“麝香之路”古道的命名，可以窺出麝香及香文化在這條古道上的重要地位。 香料在西部邊疆民族地區之所以廣泛應用，首先與瘟疫、瘴氣等自然災病對人們生命的威脅有關。西部地區這種“很容易就可以讓陌生人神秘地死亡”的瘴癘，與疫病、傳染病和瘟疫等災害一樣，使遠古部族產生巨大的無助感和恐慌感。邊疆地區的人們采用喝青蒿水、焚熏香料以化解瘴氣的普遍做法，既加深了古代中國西部社會對瘴和瘴癘的科學認知，也促進了西部邊疆民族對香文化的理解和運用。香料具有馨香、醒神及微毒等刺激性的藥理作用，在人們采集、培育、輸入和運用香料的過程中，香文化相伴而生。《博物志》有漢武帝用西域使者所獻白檀香藥祛除宮中“傳尸骨蒸”疫疾的記載。此外，旃檀、蓽撥等西域珍貴香藥，對治療熱病和頭痛等疾病也有很好的療效。香料、香藥對傳染病疫、瘴氣等疫疾的特殊療效，解決了古代人們對清潔、健康生活的基本需求，并進而產生養生、美容及熏香等審美情趣和文化旨趣追求。 香料的應用還與西部邊疆地區險要而多態的自然地理密切相關。我國西部地區大多險峰峽谷、河流密布、森林茂密、氣候濕熱多樣，甚至一地兼具寒溫熱三種立體氣候的自然生態，這恰恰是草本芳香植物和麝等珍稀動物生長的理想環境。這種地理環境，使西部邊疆成為東西方香料匯聚之地和異域民族香料理想的移植之地。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古益州、云南、貴州及廣西等地盛產麝及麝香。檀香木被佛教稱為“旃檀”，意思是“與樂”，旃檀也常被用于指稱佛教、佛經、佛號等與佛教相關的圣物。檀香科的白檀香木因為對生長條件要求苛刻，一般自然生長的產量極低，全球只有印度、斐濟和澳大利亞有天然的檀香木。我國雖然使用檀香已有2000年左右的歷史，但在本土引種檀香的歷史距今還不到100年。而檀香木對自然環境的依賴以及佛教文化在我國民族地區的盛行，使得佛教文化、檀香文化與我國少數民族傳統宗教文化在古代中國的邊疆地帶彼此交融，產生了“佛教無檀香不傳，檀香無佛教不貴”“十方佛世界，周遍有妙香”等豐富多元的民族香文化。 在素有“四涼古都，河西都會”之稱的涼州，則有甘松香出產。在享有“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美譽的巴蜀梓州（今四川三臺縣潼川鎮），在唐時形成古代中國最早的專業藥市。此外，在蜀地藥市上有很多異域商人的身影，印度醫學中的毗梨勒、訶黎勒和庵摩勒等五果藥、長壽藥已經在唐代就被古代中國所熟知。而據《全唐五代詞》記載，因絲綢之路的香料貿易和香文化，通醫理、賣香藥、兼及詩文的波斯人李珣不僅安家于四川梓州，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而且，李珣所撰《海藥本草》一書，對中華民族傳統醫藥文化作出了卓越貢獻。 在西北邊疆，唐代西州（今新疆吐魯番）——敦煌一線的藥材市場上的香料、藥材多達130余種，且以波斯、印度、東羅馬帝國、阿拉伯民族地區的香藥、藥材為最。阿拉伯民族輸入中國的乳香、蘆薈、龍涎香、薔薇水等藥材為中國醫學界廣泛采用，有些藥材依舊用阿拉伯文的名稱，如沒藥（murr）、葫蘆巴（hulban）、訶黎勒（halilaj）等等。安息香原產于伊朗高原的古國和阿拉伯半島。實際上，安息香就是今天我們熟知的，四川、新疆等地喜用于調料的“孜然”。阿拉伯香藥在古代中國藥劑中占有重要地位。這些香藥中以數量巨大、價格較低和應用廣泛的乳香為最。阿拉伯地區獨特的自然、氣候和文化環境，使得阿拉伯商人及其販運的香料在絲綢之路上聲名遠播。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有了阿拉伯才有了溢滿絲綢之路的香料和香文化，同時，也可以說香料、香藥及香文化是絲綢之路東西方民族交流的文化紐帶和文化底蘊。 古代東西方社會日常生活實際對香料的需求，對香文化的共同認知，使絲綢之路沿線的各族人民奉香為“最上品”。后來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雖然使東西方交流貿易的中心轉移到廣州、寧波等南方港口城市，但也只是使經上述古代東西方交流孔道上的香料轉由東南海外進入中國，絲毫沒有改變香料在古代絲綢之路上占據極大比重的歷史事實。唐代萬安州（今廣東萬寧北）大首領馮若芳每年只要小劫波斯舶三二艘，就可以常年會客用乳頭香為燈燭，且一燒一百余斤。而馮若芳家的房前宅后，蘇芳木料則堆積如山。宋人洪皓在《松漠紀聞》中記載：“（回鶻）藥有膃肭臍、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賓鐵、刀劍，烏金銀器多，為商賈于燕，載以橐它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今人黃文弼在《蒙新考察日記·百靈廟訪古》中則有“北行過歸化大道，往來商隊甚多，皆來自甘、新到歸化者。貨以布匹、藥材為大宗”等語，以及1973年，福建泉州后渚港的宋代遠洋海船考古發現的大批海外香料香藥，都可以證實上述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