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前372年—前289年。生于周烈王四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漢族，山東鄒城人。名軻，字子輿，又字子車、子居。父名激，母仉氏。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孟子》一書，屬語錄體散文集。《孟子》一書是孟子的言論匯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而成，記錄了孟子的語言、政治觀點和政治行動的儒家經典著作。孟子師承子思（一說是師承自子思的學生），繼承并發揚了孔子的思想，成為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有“亞圣”之稱，與孔子并稱為“孔孟”， 孟子曾仿效孔子，帶領門徒游說各國。但不被當時各國所接受，退隱與弟子一起著書。有《孟子》七篇傳世：《梁惠王》上、下；《公孫丑》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提出“仁政”、“王道”，主張德治。 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從此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內容。孟子的文章說理暢達，氣勢充沛并長于論辯。孟子遠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后家道衰微，從魯國遷居鄒國。孟子三歲喪父，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成人，孟母管束甚嚴，其“孟母三遷”、“孟母斷織”等故事，成為千古美談，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民本思想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正因此原因，《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 到五代十國的後蜀時，後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的孝宗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并成為「十三經」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傳說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滿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刪節《孟子》中的有關內容。 仁政學說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運用于政治，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系，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認為，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將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著一條民本思想的線索。這種思想是從春秋時期重民輕神的思想發展而來的。 孟子根據戰國時期的經驗，總結各國治亂興亡的規律，提出了一個富有民主性精華的著名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如何對待人民這一問題，對于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復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就是劃分整理田界，實行井田制。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是一種封建性的自然經濟，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為基礎，采取勞役地租的剝削形式。每家農戶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吃穿自給自足。孟子認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只有使人民擁有“恒產”，固定在土地上，安居樂業，他們才不去觸犯刑律，為非作歹。孟子認為，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統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引導他們向善，這就可以造成一種“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認為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擁護，這樣便可以無敵于天下。孟子所說的仁政要建立在統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礎上。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種同情仁愛之心。但是，這種同情仁愛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愛”，而是從血緣的感情出發的。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這種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體現。 孟子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強調道德修養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來《大學》提出的“修齊治平”就是根據孟子的這種思想發展而來的。 道德倫理 孟子把道德規范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同時把人倫關系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系的基本的道德規范。他認為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系，封建秩序的穩定和天下的統一就有了可靠保證。 為了說明這些道德規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論的思想。他認為，盡管各個社會成員之間有分工的不同和階級的差別，但是他們的人性卻是同一的。他說：“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圣人與我同類者。”這里，孟子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擺在平等的地位，探討他們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這種探討適應于當時奴隸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標志著人類認識的深化，對倫理思想的發展是一個巨大的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