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思考法家和儒家的一些東西，感覺中國千年里其實是儒表法里，中國千年里的集權專制造就的種種黑暗，其實儒家最多也只是個幫閑聒噪的，而法家是締造這個集權的專制機器的根源。 我自己對法家有一個大致的定義，并不是在于是否在以法或者以德治國，是用官吏還是用儒生治國，而是在于是否能夠將社會資源更多的用于農和戰這兩個體系里。整個社會的人要么只能生產糧食的農民，要么就是消費糧食向外擴張的戰士。靠著的官僚體系，文法制度，讓這個農戰體系量好運轉。這個制度能夠良好的運轉，對于國家來說，就會產生極大的力量，可以做到不斷的向外的擴張，其實這就是軍國主義。這個制度的中心，就是能夠無限而隨意運用這個力量的皇帝，做他自己愿做的事情而無所制約。而這個體系本身這種集權的特性，也必須需要一個集權的中心作為核心。當這個體系擴張到他無法再擴張的地理自然邊界的時候，但是這種集權專制導致的無限膨脹擴張的性格并不能停止。于是皇帝依然可以運用這種機器的強大力量，不是運用于外敵而是運用于內部，于是秦有長城阿房宮，隋有大運河等等，這些都是歷朝歷代很少能做到的事情，靠的正是這種力量。 這種強大的擴張力量，是以失去自由為代價，而以向外擴張從他國帶來的好處來彌補的。所以秦對打仗的戰士用二十等爵制作為封賞激勵，自然賞賜的經濟來源也必須以被擴張國為代價。但是這種向外擴張停止在自然邊界時，依然用這種高壓的體制去做滿意皇帝許多荒唐的事情，自然自身的危機也就來了。 總之，法家就是這個強大的國家機器的締造者，相對來說儒家也鞏固了這個國家機器，但儒家多少還會起到限制這種國家機器無限擴張的性格。一旦一些不具有儒家精神的人竊取政權，比如宦官外戚，運用這種強大的國家機器巧取豪奪的時候，那么這個國家機器也離崩潰不遠了。儒家不能改變這種國家機器本身的那種導致自我崩潰的因素，那就是皇帝集權專制的根本，最多有些緩和性的作用，但也還是比法家要好那么一點。 先秦時期孔子孟子時期的儒家，講的也只是周天子封土建國那種禮教制度，可從沒講過主張建立一個像秦朝一樣，可從沒講過主張皇帝身處絕對至高無上能夠主宰一切的中央集權專制的的制度。周是儒家，秦是法家，相對來說我還是更欣賞周。 而漢時期的儒家對皇帝說，你是天子，天子之上還有天，你若是無道昏君的話，上天是會生氣會降罪于你的。這也是面對無可制約的皇帝，希望搞出這些來嚇唬嚇唬皇帝，希望他不要像秦始皇一樣隨意運用這個權力導致這個體系崩潰，不要隨意由著自己的性子讓百姓受苦。那種專制機器如果皇帝能夠運用自如，那皇帝就是一只能吃人的真老虎，而儒家的大臣就是老虎身邊的馴獸師，只要皇帝愿意，就隨時能吃掉儒家的馴獸師。而到了幾十年前天不怕地不怕與天斗與地斗的那位，連儒家馴獸師也被徹底打倒了，想想是更好還是更壞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