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裴公的隨從官員當中，有個人拿著《荊潭唱和詩》讓我來看，我接過來誦讀一遍，就仰起頭說道：“太平安定的曲調(diào)平淡淺薄，可是憂愁傷感的歌聲深刻精彩；歡樂愉快的文辭難以寫好，可是窮困痛苦的作品容易成功。因此，文學創(chuàng)作，常常出自漂泊異鄉(xiāng)、隱居山林的人士。至于那般王侯顯貴，官高祿厚，得意洋洋，不是自來擅長而又愛好作詩，那就沒有功夫弄這個。

　　如今裴公任荊南節(jié)度使，開辟鎮(zhèn)守荊州地區(qū)，統(tǒng)轄九郡；常侍楊公，領有湖南一帶，土地長兩千里。他們兩位，推行德政、執(zhí)行刑罰都很努力，所得爵位俸祿也都極高。而且竟然還能留心研究文學藝術并且寫作很下功夫，把文才運用在吟詩作賦上，往來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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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

　　作者在序文中對于上司官高祿厚、有志文學說了一番稱頌之辭，但是主要在于闡述“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的文學理論。揭示了封建時代達官顯貴，驕奢淫逸，志得意滿，不可能唱出時代的強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備受壓抑的貧士卻往往能寫出真實感人的詩歌。文章篇幅短小，語言簡練直快，立論雄健挺拔，頌揚而有分寸，爽直而有余味。

　　文章劈頭一句“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顯然是想講清楚這篇文章是應人所請，并非主動邀寵。但行文中卻有意隱去了“從事” 的主人，隱去了拿詩給作者看的目的，似乎從事是漫不經(jīng)心毫無目的地拿來給我看看罷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這就不露痕跡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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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序文中對于上司官高祿厚、有志文學說了一番稱頌之辭，但是主要在于闡述“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的文學理論。揭示了封建時代達官顯貴，驕奢淫逸，志得意滿，不可能唱出時代的強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備受壓抑的貧士卻往往能寫出真實感人的詩歌。文章篇幅短小，語言簡練直快，立論雄健挺拔，頌揚而有分寸，爽直而有余味。

　　文章劈頭一句“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顯然是想講清楚這篇文章是應人所請，并非主動邀寵。但行文中卻有意隱去了“從事” 的主人，隱去了拿詩給作者看的目的，似乎從事是漫不經(jīng)心毫無目的地拿來給我看看罷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這就不露痕跡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維護了他的自尊心、謙恭的態(tài)度無疑會使求序者高興，從而在心理上產(chǎn)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對自己贊揚的直感，而不去深究底層的蘊含。

　　作者的感慨無疑是全文的主體，是作者精心設計出來的一段雙關語性質(zhì)的議論。從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運用常見的反襯手法，用寫作的平常規(guī)律來反襯裴、楊二公的特殊性，從而得出“材全而能鉅”的結論，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轉合，環(huán)環(huán)相扣。對方聽了自然心滿意足，深信不疑，不僅點頭稱是，裴公也欣然首肯，連忙命人“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這里通過強烈的對比，強調(diào)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實的內(nèi)容。那些和平之音、歡愉之詞，由于缺乏真情實感，哪怕在文辭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談無味，難以打動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聲、窮苦之言。由于是發(fā)自肺腑的心聲，即使在文辭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帶有一種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這不單單是作者觀察文藝現(xiàn)象的基本出發(fā)點，也給讀者樹立了品評詩文優(yōu)劣的標準。作者把這個觀點首先亮出來，作為立論的根據(jù)，接著又得出“文章之作，恒發(fā)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的結論。

　　照對上述觀點，再看作者對裴、楊二人的介紹，表面上雖然是一派贊揚之詞，說得很熱鬧，但突出的只是他們的位高權重，只是他們的“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而對詩歌的內(nèi)容卻較少提及。 “統(tǒng)郡惟九”的荊南節(jié)度使，領“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觀察使，明顯是屬于“氣滿志得”的“王公貴人”；他們雖然“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 “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厘分寸”，但通過兩者對照，讀者不難做出客觀而中肯的評價：作者在懾于權勢、礙于情面的情況下違心地說了些恭維之詞，通情達理的讀者是會理解的，作者給后人提供了品評詩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荊譚唱和詩》并沒有因那些恭維之詞而流傳千古，而他這篇序文卻因為深刻揭示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條重要規(guī)律而永放光彩。

　　作者應友人要求為詩集《荊潭唱和詩》寫序文，并借著這篇應酬式的序文，趁機闡明他的文學主張，間接而含蓄地評價了這部詩集。這篇序言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作者這幾句話，其實是其“不平則鳴”之文論、“以文為詩”之技法的延伸，同時也道出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學現(xiàn)象。

　　翻開一部中國度學史，雖不乏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還是那些感時傷世、抒發(fā)優(yōu)國憂民愁思的作品。描寫愉悅之情的像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樣的作品，實屬少見，而膾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則是抒寫窮苦與愁恨的作品。這大概與中國古代社會亂離，民生多艱，知識分子大都具有憂患意識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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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完善

1、 羅斌主編．唐宋八大家散文鑒賞 第一卷：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01：第120-121頁

作者在序文中對于上司官高祿厚、有志文學說了一番稱頌之辭，但是主要在于闡述“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的文學理論。揭示了封建時代達官顯貴，驕奢淫逸，志得意滿，不可能唱出時代的強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備受壓抑的貧士卻往往能寫出真實感人的詩歌。文章篇幅短小，語言簡練直快，立論雄健挺拔，頌揚而有分寸，爽直而有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