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選擇 ??? 蔣寅 ??? 知識分子的命運和選擇在每個時代都是使群體困惑的問題。而當處在改朝換代之際尤其是民族矛盾尖銳的時刻，這一問題就變得更加突出。清初士人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和錢謙益、吳梅村為代表，明顯分成遺民和貳臣兩大營壘，各自的命運和選擇所帶來的榮恥毀譽，后人自有定論。復雜的是候方域，同時代的孔尚任作《桃花扇》傳奇，把他寫成個有氣節、隱循以終的烈士，而歐陽予倩改編此劇時卻把候朝宗的形象變成了“兩朝應舉”的變節者。60年代后，“投降變節”之說遂成了定論。何法周、謝桂榮二先生發表在1992年第二期《文學遺產》上的《候方域生平思想考辨》一文，以細致的事實考證，令人信服地說明候朝宗的兩次應試完全是出于清廷的逼迫，而他卻始終未就范。“堅決不向清方敢節”，從而澄清了侯的所謂“變節”問題。 ??? 弄清侯朝宗的出處問題的真相，作為傳記研究中的一個事實辨正，當然是很有意義的。我本人也很佩服兩位先生考證的精當。可是我當我們進一步思考這一問題，推原他考辨此事的動機、欲以證明的問題，就發現，他們的判斷，有一個前提在支持：如果侯朝宗應試出仕，那么就難辭投降變節之咎。換言之，《考辨》一文的潛在話語是：應試出仕屬變節行為，喪失氣節，品行卑污。也許兩位作者沒想這么多，但很顯然，這不言而喻的前提并不是某個人的觀點，從侯朝宗之世直至今天，人們都是這么看的，甚至更早到元代人們就是這么看的。因為這不光是兩朝貳臣，而且屈事異族，有漢奸之嫌。至今這種觀念仍左右著我們對若干歷史人物的評價，方回、王沂孫的仕元，吳梅村、錢牧齋的仕清都被視作是可恥的污點。侯朝宗的污點如今被兩先生洗刷，他們就將永遠背負著一種恥辱嗎？所以我要談的問題并不是針對何謝兩位先生的，不如說是針對學術界固有的評價歷史人物的一種參照系。 ??? 我總是奇怪，為什么時至今日，“異族”偏見仍橫亙在我們的腦子里揮之不去？似乎沒有人對韓非子的仕秦、蕭何、張良的仕漢，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學士的仕唐略加非議。因為那是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更主要的是他們效忠的仍是漢人，不是異族。這里我不想搬用“多民族的統一國家”云云的現行理論，也不想從近代國家形態的學說來談論歷史問題。只想提出一個問題：所謂不事新朝、不事異族（這常被人們與民族氣節、愛國主義聯系起來），這究竟是出于一種什么樣的觀念？說穿了，是家臣之忠和民族優越感。從夷齊的不食周粟到謝疊山的絕粒于大都，千古信奉的都是一個觀念：受一朝的恩典，享一朝的榮華，便要奉一朝的正朔，做一朝的人臣，正像父子的名分不能更改一樣。因為一切都是皇上賞的。從傳說中的夏禹傳位其子后，天下便成了君主獨自擁有的東西。新王朝的誕生總是從舊王朝手中奪取天下，所以天下遞為姬、嬴、劉、司馬、李、趙、朱等家的天下。這就是《禮記·禮運》所說的“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然而，人總要生存，舊王朝覆滅時，臣民不可能“靡有孑遺”；況且這里面還有個生存境遇優劣的問題，否則便不會有“奚我后”的渴望，也不會有“來了救星共主黨”的歌唱了。就明清之際而言，連老百姓都不愿做朱家的子民，要隨李闖王造反；士大夫如陳之遴在四申之變中作《燕京雜詩十二首》，“局外快心之語多，故國舊君之感少”，王子因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戰國之后“士食田”就沒有了），只能靠學而優使自己的身分由士轉變為仕。躬耕自食、隱居求道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既不理想，也不現實。在任何時代，生存的需要都將推向封建王朝的官僚體制，而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理想更將他們推向英明可靠的統治者。在那種鼎革之際，書生要找出路，必然要依靠有力的主宰。而皇太極、多爾袞、福臨、玄燁幾代統治者的英明練達都非明代末期的昏主可比，做范文程還是做史可法，不僅關系到個人前途，也影響及天下民生。宋犖《筠廊二筆》記載他所看到的范文程奏本，就非常稱贊范的建議對安定天下、減少兵燹破壞起到良好的作用。按照儒家大同的社會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清人孫希旦《集解》注：“天下為公者，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也。”這雖是儒家對原始社會形態的美化虛構，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卻符合歷史發展的要求。既然天下不應該是一家的，而是公眾的，須以賢能的標準選擇主宰（在現代是政府），那么在民族和文明力量的競爭結果面前，我們還有什么可說的呢？我們可以為明代政治的黑暗腐敗而憤慨而扼腕，也可以為顧炎武代表的一批志士仁人發奮圖細，謀求改造文化的出路而振奮，但又有什么理由責難晚明士人的仕清呢？難道都要他們效死于靡爛的南明小朝廷，成為左良玉、史可法那樣的殉葬品嗎？ ?1/5 ???1?2?3?4?5?下一頁?尾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