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詩圣 　　楚天舒 　　俗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可見唐詩在中國人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之舉足輕重。就算受傳統文化熏陶不深的我輩，大約也能體會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這句話的擲地有聲。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當我們在充滿幸福感地欣賞《望岳》、《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壯麗詩篇的時候，有誰能想到詩的作者，也就是有“詩圣”之稱的杜甫，其一生竟是在顛沛流離中滿懷辛酸、無限痛苦地度過的呢？ 　　杜甫（712—770年）生活的時代，正是大唐王朝由盛轉衰的當口。前期，他親身體驗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的開元盛世，過著“裘馬清狂”的生活，憧憬著“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的美好未來，好不愜意；但好景不長，繁華易逝，災難接踵而至，一場安史之亂，把“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的盛唐社會攪得地覆天翻，面目全非，此后的李唐是藩鎮割據，兵連禍接，老百姓流離失所，災黎遍野。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仕宦之家，用今天的眼光看，屬典型的官二代或官三代，而且是詩書傳家，不像那些暴富起來的紈绔子弟，因此對這個走向巔峰又從巔峰跌落的社會自有一種使命感，杜甫自己也毫不掩飾地說“我祖詩冠古”、“詩是吾家事”，所以心氣頗高，立志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但光寫詩恐怕還是不行的，所謂“學而優則仕”，他必須借“吟詩作賦”這門技藝作敲門磚擠進官場，也就是進入主流社會，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這一遠大抱負。杜甫是這樣想的，在安史之亂以前也是朝這個方向努力的。他頻繁地以詩歌投謁于權貴之門，“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但不知什么原因，在長安蹭蹬十年并沒有取得什么好的效果。當然，文人在唐宋的命運也好像真不一樣，宋佑文，所以王安石、蘇東坡這樣的文人都能官居要津；而唐似乎更重武，再加上玄宗寵信外戚宦官，而這些人對耍筆桿子的讀書人是視若仇讎的，所以李白、杜甫這樣的詩人仕途就蹇滯得不行。謀居要職而不得，對于芝麻樣的小官李、杜當然又不屑，掛冠而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曾有的政治理想當然也就泡湯了。但問題還不止于此，安史之亂的發生似在昭示，構筑大唐盛世的基礎已經腐朽，這座大廈開始坍塌。坍塌的大廈不僅會傷及統治者，同時也會危及社會的各個階層，譬如像李、杜這樣的退出官場的士人，本來還可以追求一種“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酒人生，但動蕩的政局、頻繁的戰亂，把他們的這一點微弱的希望也打碎了。欲求一種平靜、安逸的生活而不可得，最后不得不走上漂泊流離的道路，這真是一代詩圣的悲哀。 　　安史之亂發生后，玄宗逃亡四川，唐室無主。李亨在靈武（今寧夏境內）匆匆即位，心向唐室的勤王軍和官紳紛紛向靈武靠近。杜甫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也立即奔赴靈武，但在前赴靈武的途中卻被叛軍擄往長安，雖未成為叛軍重點逼降的對象，卻也天天過著驚魂不定的生活，他思念離散的家人，盼望勤王的大軍早日收復兩京。數月后，杜甫趁叛軍內亂之機，冒著生命危險終于逃離長安。提心吊膽從死亡線上歸來的杜甫不由得發出無限感慨：“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等回到鄜州與家小團聚時，杜甫又掩飾不住內心的高興：“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雖然此后還有一小段時間，他又帶著家小回到長安，任職朝廷，甚至也可能閃過在官場上大干一把的念頭，但長時間的久沉下僚和安史亂后的逃亡經歷讓他更深地體會到“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的道理，而且他那份狷介的書生氣在新皇帝那里也吃不開，肅宗很快就把他放出朝廷，打發他到華州任司功參軍。這樣，杜甫在官場的發展也就到了頭，一種絕望直襲心底，只好辭職不干了。而由于戰亂頻仍，兩京不靖，杜甫體會到居京不易，于是帶著一家老小自此開始了從華州到秦州而成都、夔州，出三峽到岳陽、潭州、衡州，最后客死于湘江小船上的流浪生涯。 　　流離道路的杜甫不可能帶著百萬身家，因此一路流亡下來，雖然說不上餐風露宿，但生活肯定拮據。到秦州（今天水）時，他就開始上街賣藥，干些小商小販的營生，以補生計。到成都時，他很想定居下來，但顯然已是囊中羞澀，開始借居在成都郊外的草堂寺里，然后依靠各路朋友的資助，有的出錢，有的出力，有的出建材，有的送果苗，好不容易才搭起幾間茅草房，就是那簡陋的家具也是東求西借湊起來的，“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實在沒米下鍋了，他就向時任代理成都尹的老朋友高適求援，“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饑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到了這時，杜甫不僅在政治上沒什么追求了，就是在生活上似也趨于自然簡樸，一任生活閑散下去，“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可是，沒過幾年，他在成都定居下來的愿望也落空了。這一來是因為安史亂后，遍地干戈，擾攘不息，難找一片凈土，他此前生活過的長安先后遭到安史叛軍、回紇軍甚至官軍的擾攘，還有吐蕃族的侵擾；他到華州、秦州，吐蕃兵也侵掠到華州、秦州；從山高谷深、盜匪橫行的蜀道一路走來，也是一路的苦不堪言；他想在天府之國的成都定居，可成都也是三天兩頭鬧武人爭地奪權的游戲，老百姓甭想過上安生的日子；而更重要的是他在成都的這幾年，開始好歹有嚴武、高適等故舊的照顧，后來這些人或調或死，他在成都就寄食不下去了，“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無奈之下，只得再度流亡。而這時，他雖然想望家山，卻再也沒有北走蜀道的勇氣，所以出川就只能從成都南下東進經長江三峽這一條路了。 　　離開成都出川時，他在山城夔州（今奉節）又生活了兩年。這時的杜甫，已是百病纏身，回鄉的打算更加熾烈；而客居荊州的弟弟也勸他早日出峽；說起來當時的荊州也是通都大邑，官府里又不乏親友故交，所以杜甫就漂泊到了荊州。到了荊州，杜甫才發現，回家的路其實很漫長，因為北上必經的商州一帶，這時也是武人互相殺伐，烽火不熄，道路因而阻隔，而長安又天天處在吐蕃的威脅之下，所以他不得不放棄北歸的計劃。但荊州也非久留之地，這里雖有不少親朋故舊，但這些人好像并沒有給他一家老小的生活提供多少實際幫助，以至日常生活都難以維持，可憐到“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鰓”的地步。已是衰朽殘年的杜甫，展望前程，一種日暮途窮的悲涼就像春天叢生的雜草困擾在他的心頭，總也揮之不去。“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有時候，他不禁捫心自問：“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 　　中原板蕩，荊州難留，哪里是歸宿？杜甫想到了時任衡州刺史的故舊韋之晉，就這樣他駕著小船到了岳州、潭州而衡州；可等他到了衡州，故人又改任潭州刺史了；等他再回到潭州時，故人又不幸亡故了。如此大半年間，杜甫一家就在湘江里漂泊，連個固定的住處都沒有了。他在潭州住了一段時間，靠賣藥為生，但這里隨即也發生了兵亂，杜甫只得駕著小船再度南下衡州、郴州，準備投奔時在郴州為官的舅父崔偉，可行至耒陽遭遇江水陡漲，被困數日后，他被迫放棄原計劃，又掉轉船頭，再次沿江順流而下。這回應該是下了堅決北上、回歸故鄉的決心，可惜貧病交加，他再也無力走出湘江了。770年的寒冬，一代詩圣無限凄涼地客死在湘江的一條小船上。 　　可以想見，漂泊一生的詩圣，到處寄人籬下，居無定所，“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其內心該是多么痛苦，多么無奈；但又有誰能想見，在如此艱難困窘的條件下，他的胸襟仍是那么闊大，無論走到哪里，他都以筆作槍，寫出令人嘆為觀止的瑰麗雄奇的詩篇，傾訴著人民的疾苦，控訴著官場的黑暗，寄托著自己對盛世的期盼。漂泊一生的詩圣留給后人的財富又何止這些？生活的艱難只是一方面，壯麗的詩篇也只是一方面，而精神的偉岸挺拔卻永遠激勵著后來者，泰山壓項不彎腰，千難萬險不低頭。每念及此，想“詩圣”之譽，杜甫真乃享之無愧矣。 　　原載： 《 中華讀書報 》（ 2012年02月15日 1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