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盡弓廢：卞蘭的人生命運 　　——陶淵明《飲酒》詩第十七首發覆 　　范子燁 　　“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前四句是先秦時代就已經流行的俗語，后兩句則是漢代大將軍韓信（前231？-前196）的夫子自道。淮陰侯的聲聲浩嘆震撼千古，竟連號稱“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365？-427）也與之遙遙嗣響： 　　幽蘭生前庭，含熏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飲酒》二十首其十七） 　　這首詩的語言平易而淡雅，前四句寫幽蘭，寫蕭艾，頗有《離騷》的韻味。漢王逸（公元114-119年前后在世）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宋洪興祖《楚辭補注》，漢王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3頁）而在《離騷》的取興譬喻系統中，“蘭”的位置是非常突出的：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 　　而與“蘭”相對立的植物形象則是“蕭艾”：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茍得列乎眾芳。 　　其“蘭芷”等四句，正是陶詩“幽蘭”等四句的文學淵源。“幽蘭”象征著美好的人才。《世說新語·言語》第92條： 　　謝太傅問諸子侄：“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于階庭耳。” 　　東晉車騎將軍謝玄（343-388）所說的“芝蘭”與“幽蘭”具有同樣的象征意義。但陶詩的意思是說，幽蘭雖然生于前庭，飄灑著芬芳的氣息，卻要等待清風的吹拂，只有在清風偶然吹到的時候，人們才能在蕭艾的重重包圍中發現它的存在。顯然，這里與屈原（前340？-前278？）所說的蘭芷蛻變為蕭艾還是有所不同的。但屈、陶之所言，都是人才問題，不是一般性的人才問題，而是具有特殊指向的人才的問題。上引《離騷》“余以”句，王逸注：“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洪興祖（1090-1155）補注曰：“《史記》：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秦伏兵絕其后，因留懷王。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然則子蘭乃懷王少子，頃襄之弟也。”“羌無”句，王逸注：“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委厥”二句，王逸注：“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茍欲引於眾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楚辭補注》，第40-41頁）在這里，屈原的筆下的“蘭”代指楚國令尹子蘭（生卒年不詳），而陶淵明這首《飲酒》詩中的“蘭”則代指曹魏的外戚、著名文人卞蘭（生卒年不詳）。 　　陶淵明《飲酒》其十七寫的就是卞蘭的人生悲劇。 　　卞蘭是魏文帝曹丕（187-226）的母親卞太后（160-230）之弟卞秉（生卒年不詳）之子，卞秉自然也就是曹丕的舅舅。《魏志》卷五《后妃傳》：“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軍。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在建安時代競爭太子之位的角逐中，卞蘭是傾向于曹丕的。《魏志·后妃傳》南朝宋裴松之（372-451）注引《魏書》：“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后植犯 法，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為言。”在這里，卞蘭充當了一個不光彩的槍手的角色。曹丕派他帶著群卿的公議到卞太后那里指控曹植（192-232），其本意是想致曹植于死地，且讓母親無話可說，卞后深知其用心之險惡，所以雖然當著卞蘭的面批評了曹植，見到曹丕卻絕口不提此事，這樣就使其不便發難，從而巧妙地保護了曹植。 　　卞蘭是一個頗有文才的人，但與曹丕相比，已有胡越之隔，與曹植相比，則更是天淵之別了。盡管如此，他還是喜歡賣弄才學，為曹丕涂脂抹粉。他曾作《贊述太子賦》，對曹丕極盡吹捧、揄揚之能事，如賦序云：“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叡之絕性，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于自然，仁恕洽于無外，是以武夫懷恩，文士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沉思泉涌，華藻云浮，聽之忘味，奉讀無倦，正使圣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間也。……若游海者難與論水，睹前世者不可為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美，敘述清風，言之有永，聽者欣欣，忘日之夕。”賦云：“應五百之運期，著典憲之高論。作敘歡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蹈布衣之所難。闡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惟凡百之詠德，感恩惠之有余。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藝文類聚》卷十六）陶詩一連用了兩個“清風”，正淵源于卞氏此賦。又陶詩“鳥盡”一句，王叔岷（1914-2008）《陶淵明詩箋證稿》卷三引魏文帝《煌煌京洛行》：“淮陰五刑，鳥盡弓藏。”（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28頁）這種情況正是用主人公的話語寫主人公的故事。而曹丕讀了卞氏此賦，回信說： 　　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魏志·卞后傳》裴松之注引《魏略》） 　　可見卞蘭的過分揄揚雖然使曹丕有些難堪，但還是得其歡心的。他又為曹丕作頌曰： 　　明明太子，既叡且聰。博聞強記，圣思無雙。猗猗左右，如虎如龍。八俊在側，旁無諛兇。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留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聞之于古，見之于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垂此休風。（《藝文類聚》卷十六） 　　所謂“休風”，也就是賦中所說的“清風”。他的《許昌宮賦》也是歌頌曹魏功德的作品（清嚴可均《全三國文》卷三十）。卞蘭不僅盡忠于魏文帝，對魏明帝曹睿（205-239）也是忠心耿耿。《魏志·卞后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于宮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款。后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于此？帝為變色，而蘭終不服。后渴稍甚，以至于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所謂“外有二難”，是指來自吳、蜀兩國的威脅和騷擾。在當時三國鼎立的形勢下，魏明帝不思進取，大興土木，一時間怨聲載道。出于“誠款”之心，卞蘭不斷向明帝進諫。裴松之所引《魏略》又說： 　　后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于此？帝為變色，而蘭終不服。后渴稍甚，以至于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所謂“消渴”就是消渴癥，相當于現在所說的糖尿病，“苦酒消渴”是說卞蘭的這種病是由于長期飲酒造成的。明帝信巫不信藥，卞蘭對此不以為然，但君王的美意畢竟不可辜負，可能就是他的這種生硬態度得罪了魏明帝，所以最后不明不白地死了。卞蘭的一生，忠于曹魏，忠于曹丕父子，但結局卻是很不幸的。令人回味的是，卞蘭曾作《座右銘》一篇： 　　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群。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藝文類聚》卷二十三） 　　卞蘭主張節制個人的物質欲望，保持謹慎的人生態度，做到“從容順時，和光同塵”。但就本性而言，卞蘭是一個“好直言”的耿介之士，他并沒有履行其《座右銘》所說的那些妙言，由此也就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劇，所以陶淵明說他“行行失故路”，即偏離了既定的思想道路；反而不如沒有這種思想約束，任意而行，這樣或許還有一條光明的坦途，所謂“任道或能通”即指此而言。案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卷三（第327頁）引曹操（155-220）《苦寒行》：“迷惑失故路。”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卷第三引此詩：“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275頁）則更足以顯示“行行失故路”一句的文學淵源。在陶淵明看來，卞蘭既然已經有《座右銘》式的“覺悟”，就應當考慮全身而退，否則，鳥盡弓廢的悲劇是難以避免的。 　　這首陶詩的思想情調可能與著名詩人顏延之（384-456）有關。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序曰：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這里所說的“故人”可能就是顏延之。我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推測，原因有二：首先，顏延之是陶淵明的摯友，二人交誼甚深，關系極好。《宋書》卷九十三《陶潛傳》： 　　顏延之為劉柳后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后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文選》卷五十七顏延之《陶征士誄》：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檐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寔愀然，中言而發。違眾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徽音永矣，誰箴余闕。 　　“顏《誄》所記淵明這段話語表示，第一，陶淵明出處仕隱的準則，首先是政治是非，是現實政治是否有道；其次，才是利害和保全性命。第二，淵明對當下劉宋政權的判斷，是‘邦無道’。用今語表之，即劉宋政權不具有合法性。第三，淵明以劉宋政權為無道政權，故決不與之合作。第四，在淵明看來，在此無道政治社會，‘獨正者危’，是必然的事，因此勸延之應當韜光養晦、明哲保身。”（鄧小軍《陶淵明政治品節的見證－顏延之〈陶徵士誄并序〉箋證》，《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陶、顏二人討論這樣的政治問題，足見其相與之深。其次，顏延之擅長書法。唐張彥遠（618-907）《法書要錄》卷九： 　　謝朓字符暉，陳留人。官至吏部郎中。風華黼藻，當時獨歩，草書甚有聲。草殊流美，薄暮川上，余霞照人，春晩林中，飛花滿目。……顏延之亦善草書，乃其亞也。 　　也就是說，顏延之的草書，略遜于謝朓（464-499），但其藝術水準已入高品，則是確鑿無疑的。所以，綜合以上兩方面因素，《飲酒》詩序所說的抄寫陶詩的“故人”非顏延之莫屬。因此，陶淵明描寫卞蘭，實際上是勸說顏延之要善于明哲保身、急流勇退。其實這種思想已經見于《飲酒》二十首其一：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本詩“達人”二句與第十七首的“覺悟”二句，意思完全相同。所謂“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是說人世的榮耀和衰敗都是不確定的，總在變化之中，這種變化是顏、謝二人彼此親歷、共同知曉的。《史記》卷五十三《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東陵侯的種瓜與卞蘭的亡沒，都是由盛轉衰的典型例證。 　　《飲酒》其十七的人生主題是凝重而深刻的。通過對這首詩的破解，我們發現陶淵明很善于借助政治的法眼去觀照歷史人物，很善于在歷史的翻云覆雨中書寫人的不幸，對歷史罪惡的揭露與對生命悲劇的表現，昭示了陶詩的一種別樣風采，也袒露了陶淵明那悲天憫人的博大襟懷。 　　原載：《 中華讀書報 》（ 2010年10月13日 1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