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學術界流行“回到原典”的口號，主張研讀原典。這對于不直接研讀原典，而只是跟著他人的解讀人云亦云來說，無疑是一大進步。但是，“回到原典”的口號本身實際上蘊含著對于前人解讀的懷疑。學術研究需要懷疑，但對于前人的 研究成果不能全盤否定，更不能忽視或拋棄。 　　民國時期，儒學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對儒學的批判，替代了對于儒學的解讀。在那種背景下，一些為儒學辯護的學者認為，儒學原本是好東西，其中 不好的東西都是由于后世儒家學者，比如董仲舒、鄭玄、朱熹等所附加的。這種說法一直影響至今，并且有可能是當今提出所謂“回到原典”的依據之一。事實上， 儒家經典，若不是經過后世儒學大家的詮釋和發明，不僅不能流傳至今，而且，即使流傳至今，也不可能引得那么多人的興趣；即使有興趣，也不可能知道其中的豐 富含義。 　　學術研究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借助前人研究成果的“回到原典”，實際上是學術的倒退。經典之所以不是“死的東西”，是因為它經歷了 后來的學者不斷的詮釋，而能夠與時俱進。更為重要的是，“回到原典”首先要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否則，就無法真正回到原典。因此，研讀儒家經典，首先要研 讀前輩儒學大家對于儒學經典的詮釋和發明。不讀《十三經注疏》、不讀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僅憑個人一鱗半爪的知識基礎去解讀儒學經典，并自以為有所“創 新”，除了低水平的重復和“喧囂”之外，還能有什么呢？ 　　今天的學者大都是在對儒學的幾近顛倒黑白的解讀中成長起來。然而不可否認，即使在民國時期那樣的背景下，也不乏有學者以學術的態度和方法詮 釋儒學經典，遺憾的是，他們的研究成果同樣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以至于今天有些學者在解讀儒學經典中的所謂“創新”，實際上仍然沒有超過那個時代。 　　不少學者抱怨出不了學術大師。問題是，學術大師的出現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不只是“回到原典”。學術是一代一代學者通過學術研究而積累起來的，忽視前人研究成果的“回到原典”，實際上是對學術的不尊重，更不可能成就能夠超越董仲舒、鄭玄、朱熹的學術大師。 　　在“回到原典”口號的引導下，不少年輕學子開始直接研讀儒家經典。那種面對“四書”、“五經”時幾近茫然而故作精神的誦讀，或是目空一切而 自以為是的解釋，構成了“國學熱”。這對于儒學的發展是喜是憂，誰也說不清。但有一點是需要指出的：“回到原典”不是單純地直接地面對原典，而應當是“站 在前人的肩膀上”；既要“回到原典”，又要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吸取前人研究成果之精華，并以之為基礎。 　　（作者系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