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同時也是一位學者。魯迅先生自己說：“中國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學究?！保ā稖曙L月談·我們怎樣教育兒童的？》）學究這個頭銜上加“真正的”三個字，應該指的是名副其實的學者。 　　作家，又是文豪、學者，我們國家里自然是有的，不過卻不甚多。魯迅先生自己是作家，同時也是學者。這是沒有疑問的。本文只談他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上的貢獻。 　　魯迅說：“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里，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競報復了我個人的私仇。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于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的一部分的；《閑話》里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就是我?，F在鹽谷溫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的呢？”（《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當然，魯迅先生說他報復了“私仇”，這是一句氣憤話，事實上應該說這是學術界的公憤。一個人耗費了十多年的辛勤勞動，日以繼夜做出來的成果，毫無道理遭受到看來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之流的橫加誣蔑，怎能不引起憤慨呢？魯迅所著《中國小說史略》是我國第一部小說史，它的卓越成就，直到今天還不曾失去固有的光彩。這部小說史篇幅不多而材料豐富，論斷雖略而評議公允，由于魯迅著書當時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當然不能苛求它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但他注意到文學創作和政治、宗教、社會各階層人士生活的關系，文學流派的產生和演變，和文學現象的某些規律探求。這對于有志于文學研究的人，做出了一個很好的范例。 　　一、從調查研究入手 　　凡是進行研究工作的開始，必須對所要研究的對象作一番調查研究。魯迅先生就是這樣做的。無條件的“拿來主義”是魯迅先生最反對的。道聽途說，信口雌黃，對于做學問來說，是不足為訓的。魯迅先生最初見到《游仙窟》時，認為“蓋日本人所為”。后來他看到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楊守敬說是我國唐朝人寫的。但是他并不輕易聽信，仍舊懷疑是“唐時日本人所作，亦未可知”。經過他不斷查閱森立之《經籍訪古志》、《知不足齋叢書·全唐詩逸》、《桂林風土記》以及兩《唐書》后，才確定《游仙窟》是唐武則天當權時深州陸渾（今河南嵩縣東北）人張文成年輕時候寫的。魯迅先生治學態度就是這樣一絲不茍，不是隨便拿來就用，而是經過細心周密的調查研究，然后才下筆為文著書。他的《破“唐人說薈”》、《稗邊小綴》也是對唐人傳奇進行調查研究的結果。他發現《說薈》中錯誤百出，說“假如用作歷史的研究的材料，可就誤人很不淺”。明明是宋朝人寫的《梅妃傳》，《說薈》的編者卻說是唐人曹鄴的作品，“害得以目錄學自豪的葉德輝”“收入自刻的《唐人小說》里”，現在就成為笑談了。關于《西游記》中孫悟空的原型問題，魯迅先生認為出自唐人李公佐《古岳瀆經》中的淮渦水神無支祁。后來胡適提出不同看法，說孫悟空是印度史詩《拉麻耶那》中的那個神通廣大的猴奴曼。魯迅先生毫不為這個新奇說法所動搖，仍然堅信他自己的結論是一個科學的論斷。我們從宋元以來關于無支祁傳說，其中提到僧伽降水母青猿，又提到觀音、如來。這些傳說和《西游記》某些情節有相似處，而且吳承恩在《西游記》中提到“無支祁”，他塑造孫悟空這個形象受到無支祁傳說的影響，完全是可能的。至于這個故事在流傳中羼人佛教神僧的色彩，這在民間傳說是也是常見的，不能因此就斷言孫悟空是“從印度進口的”。而且沒有任何材料證明吳承恩知道那個印度史詩中的故事。無征不信，這是治學應有的態度。 　　“五四”以前，通俗白話小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當然沒有人肯耗費時間和精力去寫小說史。所以小說自來無史，要編寫小說史，就得“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一切材料都從調查研究做起。魯迅先生在著手和進行編寫《中國小說史略》時，搜輯整理大量資料。早在1911年，他就輯錄了《小說備?！菲叻N（《魯迅全集補遺續編》）。1912年輯錄《古小說鉤沉》三十六種。在《古小說鉤沉序》中說：“其在文林如舜華，足以麗爾文明，點綴幽獨，蓋不第為廣視聽之具而止。”（《魯迅全集補遺》）與此同時，他著手編選《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明以來小說統計表》等。他統計了從洪武元年（1368）到民國癸亥年（1923）五百六十年中的小說創作，用力甚勤。后來他回憶這段時期的工作說：“昔嘗治理小說，于其史實，有所鉤稽，……歷時既久，所積漸多?！薄叭唤赞员緯?，未嘗轉販?！边@“未嘗轉販”正體現他的反對不加選擇的拿來主義。“轉販”這件事，害人害己，許多人都有沉痛的經驗。研究《紅樓夢》的人都知道有所謂《續閱微草堂筆記》一書。有些人寫文章引用，都是從蔣瑞藻《小說考證》中“轉販”來的，誰也沒有見到這本書。至于蔣瑞藻自己見過這部書沒有，到底有沒有這部書，也成問題。魯迅《小說舊聞鈔》沒有抄這一條，這就證明他的確沒有“轉販”。“轉販”寫文章既騙了別人，又受了別人的騙，一經發覺，功力不到家，內心是要自疚的，那就享受不到魯迅那種“廢寢忘食，銳意窮搜，時或得之，瞿然則喜”（《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的樂趣。 　　做研究工作要接觸原始材料，考察原始材料。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由于傳抄翻印，年代久遠，往往失真。如果不加考察，拿來就用，就會出現《唐人說薈》那樣的錯誤。在古典文獻上進行調查研究，傳統的說法叫做考據。內容大致分為四個方面：目錄、版本、?？?、訓詁。魯迅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他校輯《嵇康集》時。先從查目錄開始，說：“梁有十五卷，錄一卷，至隋佚二卷。唐世復出而失其錄。宋以來僅存十卷，鄭樵《通志》所載卷數與唐不異者，蓋轉錄舊記，非目見之，王橋已嘗辯之矣。”他說這幾句話，自然是從翻檢史書經籍志和公私家書目而來。查目錄的結果，發現《嵇康集》今天還保存的只有十卷了。這十卷有沒有不同的版本呢？他在《嵇康集考》一文中詳細地研討了宋元以來各種刻本《嵇康集》，發現只有明吳寬叢書堂鈔本，“謂源出宋槧，又經匏庵手?！?，這個本子最好。于此我們可以看出魯迅的工作多么細致，態度十分認真。查目錄，覓版本，源源本本，一絲不漏。只有這樣做才能發現《嵇康集》里面有的地方把嵇康自己的詩和別人贈答嵇康的詩混淆不清的現象。集中有《秀才答詩》：“南歷伊渚，北登邙山，青林華茂?！濒斞感Ｔ疲骸靶悴旁娭勾?，以下當是中散詩也。原本蓋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字，而厥第四葉。抄者不察，遽寫為一篇。此后眾家刻本遂并承誤?！对娂o》移此為第一首，尤謬?！蔽覀兘裉扉喿x古代作家詩文，往往發現張冠李戴，魯迅這里指出的只是其中之一。魯迅在整理《嵇康集》時，運用了清代漢學家極為謹嚴的治學方法，一字一句都不放過。有的字句，前人改正過，他還不放心，要重新審核。《卜疑》中有一句說：“將如箕山之失，口水之女?！彼稚弦蛔譃橄x所蛀，不可辨認，各本校改為“潁水之父”，魯迅認為這樣校改不妥。他仔細考慮認為那個辨認不清的字，應是“白”字，引《文選·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李善注和《太平御覽》卷六十三引《莊子》說：“兩神女浣白水之上，禹過之而趨之。”作為證據，斷定“舊校甚非”，原來那個把“口水之女”改為“潁水之父”，文字雖然通順，但非作者原意。又如《游仙詩》：“王喬舁我去，乘云駕六龍。”各本“舁”作“案”，文字也通順，但魯迅認為不妥，說棄是舁字形誤，引《說文》云：“舁，舉也”為證，這樣就和仙人飛升的說法切合了。這里魯迅除開搜羅版本外，還利用校勘和訓詁的知識解決嵇康詩文的一些誤文，使得一些因錯字而讀不懂的地方，可以迎刃而解了。 　　魯迅的《嵇康集?！肥且槐揪哂懈叨葘W術價值的著作。他在這部書中吸取了前人所作的有用成果，并且超過了前人，成為一本研究魏晉文學和嵇康詩文的必備書。l935年作者寫給臺靜農的信中說：“《校嵇康集》亦收到。此書佳處，在舊鈔；舊校卻劣，往往據刻本抹殺舊鈔，而不知刻本實誤。戴君今校，亦常為舊校所蔽，棄原鈔佳字不錄，然則我的校本，固仍當校印耳?！庇捎谒谶@本書上用力極深，他看到別人的校本遠不如己，更增加了自信，可惜當年沒有獲得出版機會，直到他逝世后，才先后排印和影印出來，得與世人見面。魯迅整理嵇康的詩集，是為了要寫一部《中國文學史》，正和他寫小說史一樣，事先做些對原始資料進行調查研究工作。著述是一項嚴肅認真的事業，粗制濫造，剽竊抄襲，不對原始資料做一番調查研究，是不會產生有價值的成果來的。 　　二、評論和鑒賞 　　經過調查研究弄清了作家作品的真相，去偽存真，就古籍整理說，算是完成了任務，但對于文學研究工作來說，這只能算剛剛開個頭。我們還得研究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閱讀文學作品，一方面是從作家精心創造的藝術畫卷得到一種精神上的享受和滿足，另一方面也還要透過作品反映的生活畫面探討它的客觀意義和作家的意圖。曹雪芹寫出《紅樓夢》后，題了一首詩說：“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弊髡呖偸强释x者了解作品中的味，作者寫作的目的性。對待文學作品一般有兩種態度，一是鑒賞，另一是評論。鑒賞大都講讀后的印象和感受，說好話的多。評論就有贊揚，也有指摘。對于文學研究工作者來說，閱讀作品，不能夠只是停留在作品的鑒賞上，還要對作品做出正確而恰當的評價。 　　魯迅在他的研究著作中，單純從藝術鑒賞的角度寫的文章極少，但在評論作品的同時羼人鑒賞的筆墨，卻是俯拾即得。如說駱賓王作《討武曌檄》：“入宮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濒斞刚J為這幾句“恐怕是很費點心機的了，但相傳武后看到這里，不過微微一笑”。（《南腔北調集·搗鬼心傳》）就是說武后很欣賞駱賓王的文才。又如說：“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問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盵1]就是對《閱微草堂筆記》帶著欣賞的口吻評論。有時還引用別人對于一部作品的似鑒賞又似評論的語言來代替自己的意見。如《三俠五義》，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當俞樾寓吳下時，潘祖蔭歸自北京，出示此本，初以為尋常俗書耳，及閱畢，乃嘆其‘事跡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甕甕有聲，閑中著色，精神百倍’?！保ㄓ嵝蛘Z）其實魯迅對《三俠五義》評價并不甚高。他說《三俠五義》“構設事端，頗傷稚弱，而獨于寫草野豪杰，輒奕奕有神，間或襯以世態，雜以詼諧，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問方飽于妖異之說，脂粉之淡，而此遂以粗豪脫略見長，于說部中露頭角也”。一般說，魯迅意見最多的是評論。他整理《嵇康集》，除開為他寫文學史正確評價嵇康的創作外，更欲進一步探索魏晉時期的文學特征。這在他寫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講得很清楚。他對許多作品的評價是十分準確的?！吨袊≌f史略》中的一些論點，至今仍為學者引用?！坝@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用極為精練的語言，概括了《三國演義》中兩個主要藝術形象的特點，真是再也恰當不過了。關于《西游記》的評論，說作者“構思之幻”，“變化施為，皆極奇恣”，“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簡簡單單幾句話，把《西游記》的藝術特色講得一清二楚。如果有人采取這個意思加以發揮，就可以寫成一篇洋洋灑灑的大文?！督鹌棵贰肥且徊勘蝗藗冋J作專寫市井間淫夫蕩婦的小說，魯迅卻大不以為然，他說：“西門慶故稱世家，為搢紳，不惟交通權貴，即士類亦與周旋。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筆伐而已?！边@里說“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就是說《金瓶梅》中所描寫的家庭和社會的種種現象在明代中葉是有普遍性的。西門慶一家生活中散發出來的腐朽和墮落是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生活縮影。正是在這點上，魯迅對《金瓶梅》的評價是比較高的。他說：“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并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心上之?！薄督鹌棵贰方衣读朔饨ü倭诺刂麟A級的荒淫無恥，地主老爺們不把婦女當作人，只是當做玩弄取樂的工具、泄欲的對象。作者對此口誅筆伐，“罵盡諸色”，把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宣揚的綱常名教的虛偽性，“刻露而盡相”，“幽伏而含譏”，朽惡穢臭使人作三日嘔。魯迅指出《金瓶梅》“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真是一針見血，十分中肯。他認為《金瓶梅》所寫的不是作者的虛構，“而在當時，實亦時尚”。魯迅評論文學作品總是藝術性和思想性并重的，他還著重于看作家如何從社會生活中采擇題材。他說《醒世恒言》多取材晉唐小說，“而古今風俗，遷變已多，演以虛詞，轉失生氣”。不如“明事十五篇則所寫皆近聞，世態物性，不待虛構，故較高談漢唐之作為佳”[2]。說《紅樓夢》“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且“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別人以敘自己，或以自己推測別人的東西，便不至于感到幻滅，即使有時不合事實，然而還是真實”（《三閑集·怎樣寫——夜記之一》）。不要因為“查不出大觀園的遺跡，而不滿于《紅樓夢》”。魯迅認為《官場現形記》，“凡所敘述，皆迎合，鉆營，朦混，羅掘，傾軋等故事”，“臆說頗多，難云實錄”。而且搜羅“話柄”，千篇一律。這部作品本身并沒有什么價值，只是由于迎合潮流需要，故得大享盛名?？傊乃囎髌酚袥]有生命力關鍵在于它藝術性高不高，思想性強不強，而評論文學以此為準繩，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魯迅在評論文學作品時，往往采用比較的方法，找出作品自身的特點。如同他講徐鉉的《稽神錄》，說這部小說“其文平實簡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質，復無唐人傳奇之纏綿，當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見長，而此道于是不復振也”。（《中國小說史略·宋之志怪及傳奇文》）他把徐鉉的作品和六朝志怪、唐人傳奇對比著看，指出《稽神錄》的特點是內容平實，而情節簡率。又如他講樂史寫的傳奇說：“至于《綠珠》《太真》二傳，本薈萃稗史成文，則又參以輿地志語。篇末垂誡，亦如唐人，而增其嚴冷，則宋人積習如是也，于《綠珠傳》最明白。”這里把宋人樂史所寫的《綠珠傳》和唐人傳奇結尾比較，指出《綠珠傳》的結尾文字特點是“嚴冷”。除開注意作品的特點外，魯迅在評論作品時，還特別重視作品與作品之間的聯系，從相互聯系中辨認各自的特色。比如《儒林外史》、《西游補》、《鐘馗捉鬼傳》同屬“寓譏彈于稗史者”，都能“秉持公心，指摘時弊”。但《西游補》語言微婉，間以俳諧，《鐘馗捉鬼傳》詞意顯露，已同謾罵，都不如《儒林外史》“感而能諧，婉而多諷”。而且《西游補》、《捉鬼傳》都托意神怪，不像《儒林外史》所描寫的人物，多據自所聞見，現身紙上，聲態并作?！啊S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且介亭雜文二集·什么是“諷刺”？》）。這就使得《儒林外史》于“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傊?，魯迅關于中國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評論，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遺產。雖然他很謙虛，說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不過可看材料，見解是不正確的”（《魯迅書信集·致曹靖華》）。但由于他工作上的實事求是精神，他的大量評論中所作出的結論基本都是正確的。只是因為他晚年大部分時問和精力集中于抨擊社會上種種不良現象，而且直接參加革命工作，很少抽出時問來研究古典文學。但是在他所寫的雜文中也還提起古代作家和作品。 　　他講到蔡邕，說“必須看到《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賦》，那些‘窮工（變）巧于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濕，委（消）嘉谷于禽獸兮，下糠秕而無?！木渥樱琶靼姿⒎菃螁蔚睦蠈W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確有取死之道”（《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他這個看法和許多人是不同的，然而的確說出了真理。又如他說：“《詩經》是后來一部經，但春秋時代，其中的有幾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幫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他已毫無不平，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然而《詩經》是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作家。為什么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彩?！睆摹坝形牟省眮砜隙ㄒ粋€作家作品，可能有爭議，然而這卻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至于他說“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保ā抖募ぁ坝沧g”與“文學的階級性”》）這里關于《紅樓夢》只講了一句，可以見到魯迅后期對《紅樓夢》有新的看法，可惜沒有留下更多的評論。雖然如此，魯迅先生遺留下來名言正論還是很多的，不僅只是大量關于古代作家作品的寶貴論點，而且有一套科學的治學方法。清代章學誠《與汪龍莊書》說：“近日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薄罢鲗嵦唷敝傅氖强紦?，即前面所說的調查研究。“發揮太少”是說考據家停留在弄清事實本身后，不再進一步分析評論，找尋規律。章學誠對此十分不滿，而魯迅卻在研究實踐中突破了考據家的局限，由評論個別作家作品而再前進一步，探索文學規律了。 　　三、找尋文學客觀規律 　　科學研究的任務是找尋事物的客觀規律，文學研究既作為一門科學，自然不能例外。魯迅在這方面也做出了優異的成績。我們不妨舉一個例子。西王母在《山海經》中是一個神話中的怪物，到了《穆天子傳》[3]中成了一位女主，她和周穆王一唱一和，人情味十足，不過還沒完全脫離神女氣。后來《淮南子·覽冥訓》和張衡《靈憲》說后羿從西王母那里討得不死之藥，嫦娥偷著吃后就成了仙，飛奔到月宮中去了。不死之藥乃方士的把戲，所以到《漢武故事》西王母也成了仙。魯迅說：“中國鬼神談，似至秦漢方士而一變?！保ā遏斞笗偶ぶ赂抵?、梁繩祎》）西王母從神話中的怪物變成了仙女，就證明魯迅的話說得很對。 　　中國早期宗教有兩個發源地。一是西方山岳派，即相信神是住在昆侖山的，而巫是勾通人與神的媒介。另一是東方海外派，相信神是住在海島上，即海外三神山說，勾通人與神的是方士。這兩派在戰國時互相沖突，至秦漢而后漸漸合流。住在西方高山上的神都是怪模怪樣，兇猛可怕。住在海上的神大都是美麗可愛的仙女。西王母本是西方山岳神，后來跑到東方三神山上成了仙，到了《漢武內傳》中就變為一位絕色佳人了。宋玉《高唐賦》中那個巫山神女，《九歌》中那個山鬼，《莊子·逍遙游》中的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都是既像人，又像神鬼，是魯迅所說“鬼神談”落到方士手中發生變化的產物。中國神話、鬼話、人話的混雜和中國宗教中天神、地祗、人鬼混雜是分不開的。神如西王母發生了變化，神話也跟著變化，這都是魯迅指出的一條屬于文學作品中人物、題材發生變化的規律。 　　在《漢文學史綱要》第三篇《老莊》中，魯迅說：“察周季之思潮略有四派。一鄒魯派，皆誦法先王，標榜仁義，以備世之急，儒有孔孟，墨有墨翟，二陳宋派，老子生于苦縣，本陳地也，言清凈之治，迨莊周生于宋，則且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自無為而入于虛無，三為鄭衛派，鄭有鄧析、申不害，衛有公孫鞅，趙有慎到、公孫龍，韓有韓非，皆言名法，四曰燕齊派，則多作空疏迂怪之談，齊之騶衍、田駢、騶？？、接子等，皆其卓者，亦秦漢方士之所從出也?！边@一段話沒有得到今天研究文學史的人的足夠重視。許多文學史著作中談戰國時百家爭鳴，講得并不全面。尤以對與文學史關系甚大的燕齊派重視不夠，這可能與他們的著作很少流傳下來有關，但也有流傳下來只是失載姓名的，如《山海經》，其中海外部分很可能是出于這些人之手。至于方士托名東方朔所撰《神異經》、《十洲記》，其中明言九洲三島，它是燕齊派的言論，十分清楚。上述魯迅這種分法還可以和詩的十五國風按地域分劃，《國語》、《國策》以國別區分打通起來講，可以看出諸子散文所表現的思想特點與當時各國社會政治宗教的關系，便于從中找出規律。莊子的“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和他生于宋，作為殷的遺民的處境應有關系。魯迅說“我們想研究某一時代的文學，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環境、經歷和著作”（《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道理就在這里。 　　在《綱要》第四篇《屈原與宋玉》中，魯迅說：屈原作品“形式文彩之所以異”于《詩經》的原因有二，“曰時與地”。關于“地”，指的楚國。這點研究屈原作品中的楚語楚俗的談得很多，而對于“時”卻說得很少。魯迅先生說：“古者交接鄰國，揖讓之際，蓋必誦詩，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周室既衰，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而游說之風浸盛，縱橫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如屈原同時有蘇秦者，其說趙司寇李兌也，曰：‘雒陽乘軒里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贏滕，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障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愿造于前，口道天下之事’（《戰國策·趙策》一）。自敘其來，華飾至此，則辯說之際，可以推知。余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因已非詩之樸質之體式所能載矣?！边@里面說，屈原的作品是直接繼承春秋列國外交使節賦詩的傳統，而和戰國時代縱橫家講究外交辭令有關。這就是說，屈原的作品雖出自他的創造性的勞動，然而也不是說他的創作和當時政治家的活動沒有聯系。魯迅研究古代文學總是把文學和當時政治宗教，社會風俗，各階層人們的生活習慣聯系起來，找尋其間的相互關系，希望從其中摸索出文學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這點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表現得最突出。這篇文章講到魏晉文學風格上的特點和魏晉時代中上層社會中人士的生活以及政治氣候變化的關系。由于當時政治上提倡刑名法術，嚴刑峻法，使得當時人的生活態度小心謹慎，因而在文學風格上就出現清峻即簡約嚴明的特色。這就是魯迅所說：“我以為要論作家的作品，必須兼想到周圍的情形?！保ā肚医橥るs文二集·后記》）魯迅認為文學風格的形成和作家生活環境，政治態度和思想信仰往往發生不可分割的聯系，雖然他沒有明確提出規律這個名詞，但是他的論述是帶有普遍性的，不是偶然的個別現象。他說：“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于人問世的，也是沒有的?！彼年P于勞動人民口頭創作和文人創作之間的關系，說文人往往把勞動人民口頭創作的精華，“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為新的養料”。說“這例子是常見于文學史上的”。也是作為一個普遍性的問題提出來的。 　　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不是孤立地一部作品接著一部作品講，截斷作品與作品之間的聯系，而是“以時代為經，作品為緯”，尋求當時政治、社會風氣、宗教信仰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探索其中相互制約的規律。如講中國古代神話的產生和我國古代人民生活的地理環境的特點，彼此的聯系。指出神話產生于“民間，固非一誰某之所獨造”。這在世界各族人民都是一樣的，是一條共同的普遍規律。至于中國古代神話不發達，沒有長篇的神話，“并非后來散亡，而是本來的少有”，原因是由于“中華民族先居在黃河流域，自然地理條件差，人民生活太勞苦”，沒有多余的時間和精力去想生活以外的問題，也“不更能集古傳以成大文”，加上儒家不喜歡談神說鬼，而神鬼人的故事往往混雜在一起，單純的神話被人們忘卻而沒有保留下來。魯迅在這里企圖解釋中國古代神話不似希臘神話那樣發達的原因，想在中國古代人民生活條件、地理環境和神話產生和發達之間找尋因果關系。因果律是客觀事物的一個最普遍的規律。又如神話到了六朝時期大都變成鬼話。魯迅說：“漢末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人中土，漸見流傳?！币虼松鐣L氣，出現“張皇鬼神，稱道靈異”，以至于鬼神怪異的傳說，廣泛流行，神話也就跟著變成了鬼話。這就是說六朝志怪小說的出現和宗教流行的關系十分密切?？梢哉f沒有巫風和小乘佛教的傳播，也就沒有魏晉六朝志怪小說。二者有必然性的聯系。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不把作家作品孤立起來考察，而總是探尋文學與政治、宗教、社會思潮以及其他藝術的關系，魯迅先生在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當然，魯迅先生的研究成果中每一個結論，不一定都是不能改變的。他提出來的一些看法，有的還可以作進一步研究。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聯系的，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認識和發現事物之間的本質的聯系卻有一個過程，要經過反復的研究實踐，我們的知識才能夠更趨完備而精確。魯迅先生自己也是這樣做的，他關于中國古代神話不發達的原因的論述，在《中國小說史略》和《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看法也不完全一致，可能他還在反復琢磨這些問題。這就是他所以要說：“如果使我研究一種關于中國文學的事，大概也可以說出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來。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兩地書》第66頁）然而魯迅先生后來因為革命工作的需要，終于放下古代文學研究，沒有充裕的時間完成他的《中國文學史》的撰寫工作，對于我們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損失。 　　[1]《中國小說史略·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 　　[2]《中國小說史略·明之擬宋市人小說及后來選本》。 　　[3]《穆子天傳》原本五卷。今本六卷，而第三卷記西王母事，不知何時羼入。 　　原載：《古代文學研究集》，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