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何以從領先走向衰落?
作者:韓毓海來源:詩文網發布時間:2021-10-14
原標題:從永貞革新到鴉片戰爭——簡敘我國治理體系的幾次變革
??? 我從公元805年的“永貞革新”說起,講中國傳統治理體系現代轉化這個問題,介紹我國歷史上幾位杰出的政治家和他們的著作。
??? “永貞革新”與《封建論》
柳宗元(資料圖)
??? 首先是柳宗元的《封建論》。
??? 《封建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討論中國的政治與治理,第一要務就是統一和分裂。陷國家于分裂,那是最大的失政。
??? 柳宗元是在安史之亂后,藩鎮尾大不掉的背景下討論這個問題的。中國的統一自秦開始,問題是:秦與隋如此富強,為何這兩朝如此短暫?漢和唐則不然,這里的原因是什么?中國為什么自秦以來還是反復地經過戰亂和分裂呢?
??? 國家的統一,必須建立在財政和稅收統一的基礎上,只有這樣,行政的統一才有保障,這是“永貞革新”直面的問題,是這場改革的實質所在。
??? 公元780年,安史之亂結束后,唐德宗時代的宰相楊炎提出兩稅法的改革,它標志著中國第一次有了中央財政預算。以前是需要錢就花,財政稅收是個無底洞和一鍋糊涂賬,有了預算以后,就可以把預算攤派到各個州郡去,更為重要的是,這就可以約束藩鎮的橫征暴斂。而對老百姓來說,就是夏秋兩季收稅,謂之兩稅,“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其租、調雜徭悉省,皆統于度支”,確立財政預算,這就把度支的地位抬了起來。而與楊炎同朝的轉運使劉晏,則推行榷鹽法,實行鹽的國家專營,只在山西與江淮這兩個產鹽的地方設置鹽官,并負責把鹽銷售到全國去,這又使得鹽官和轉運使的地位抬升起來。
??? 唐代制度的核心“三省”,即中書、門下和尚書,是一個類似于“三權分立”的貴族制度,而德宗時代的改革,則使得度支、轉運和鹽鐵這三個部門的地位迅速上升,這就是以國家的經濟集權,代替了原來的貴族制度。到了后唐的李嗣源,正式確立了以戶部、度支和鹽鐵為核心的“三司”制度,宋代則延續了這個制度。
??? 以“三司”代替“三省”,標志著中國由從徭役制國家向賦稅制、預算制國家的轉變,這是一種具有現代意義的轉變,是中國傳統治理體系的大轉變。
??? “永貞革新”發生在唐順宗的永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這場改革的實質,就是把藩鎮的財權和稅權收歸中央,把上述變革,以制度的形式確立下來。
??? 唐順宗是個殘疾皇帝,順宗失音,不能決事。他的國家大事由王叔文和王伾兩個人決定。這兩個人是翰林學士,都是做戶部和度支起來的。圍繞著他們形成了一批從財政、商業和產業角度思考治理問題的官員,柳宗元和劉禹錫也在“永貞革新”的集團里。柳宗元在朝廷里做監察御史,吏部侍郎,類似于紀委的工作。劉禹錫做的是鹽鐵轉運的工作,劉晏行榷鹽法以來,鹽鐵是國有企業,好比今天的“兩桶油”。這些改革者認為,唐順宗雖然身體不好,失音,不能理政,可是他并不糊涂,應該支持他。
??? 順宗退位后,柳宗元被放逐到永州,寫了著名的《封建論》,他提出:秦朝崩潰的原因“在治不在政”。政治體制是好的,是統一的制度,但治理方式是錯的,僅靠秦始皇和官員的勤政不能保證統一,如果國家沒有財政預算,僅憑徭役制度,勤政就會變成“苛政”。
??? 漢代州郡的財政供給是國家,但封國諸侯有財政和軍事裁度權,所以,漢代只有封國才敢造反。
??? 唐朝的問題在藩鎮有兵,在于國家不能節制藩鎮手里的亂兵。唐朝州郡的官員沒有敢造反的,就是因為他手里沒錢也沒兵,缺乏造反的資本。因此,柳宗元認為維護統一的辦法,就是把兵權、財權收歸中央。
??? 我們談中國治理體系的轉變,為什么要從“永貞革新”開始說起呢?因為統一是需要物質條件的。這是馬克思主義觀察中國歷史的一個基本方法。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手稿)》當中講道,中國與歐洲氣候不同,相對歐洲來說,中國比較干燥,中國土地的耕種比較依賴大規模的公共水利設施的建設,因此,中國先天不具備土地私有化的條件。大規模進行水利基礎設施建設,這就成了中國歷代王朝最基礎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終于產生了一個很重要的工程,就是大運河。正是這樣一個公共的工程,把中國的南方和北方溝通起來。中國長期統一的基礎,是公共工程、公共財政,這是歷史轉變的物質條件,所謂的唯物主義的解釋,就是這樣的。
??? 而除了物質條件外,還需要制度條件和制度保障。為什么宋代以后,中國的政治穩定有了保障呢?這是因為,經歷了唐代中期的“永貞革新”之后,貴族與皇帝分權的三省制度,逐漸變成了技術文官執政的所謂三司制度。國家治理的核心工作就是預算(度支)、商業(轉運)和產業(鹽鐵),而不是過去貴族擅長的禮儀、辭賦和經史。這是很重要的轉變。這種工作重心的轉移,使中央的財政制度能夠確立。
??? 熙寧變法與《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 在熙寧變法之前,王安石擔任的職務是三司度支判官,就是財政官。他那個時候就寫下了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治理文獻《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他的思想是:“夫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他繼承了唐代中期的改革思想,把度支、轉運和鹽鐵視為國家治理的核心工作。
??? 宋代是中國的文官官僚體系成熟的時代,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王安石指出,中國文官僚制度的弊端,就在于官僚的教、養、取、任皆不得法。
??? 何謂教不得法呢?他說,宋代面對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國家的財政、稅收、司法和軍事。但現在教的都是課試文章,學的都是經史詞賦,而與經濟和軍事無涉。
??? 所謂養不得法,就是官冗而俸低,而全社會盛行奢靡之風,造成官員沒有廉恥,貪污盛行。
??? 取不得法,是因為錄取官員依據的是課試文章,錄取標準無關“天下國家之事”。
??? 任不得法,就是學無專長,用人不專,官不久任,加之法太嚴太密,造成官員不作為。
??? 王安石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官僚體制。他揭示出的重要問題,便是宋代以來,皇權國家與官僚體系之間的對立,官僚是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階級,由于宋代施行的國策是王夫之所謂“解散天下休息之”,造成基層社會沒有組織性,所以,國家施政便只能依靠官僚,而當國家要改革官僚體系的時候,官僚就會用不作為來對抗,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 王安石既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他的改革是有一套思想體系作為合法性支撐的,這就是《周禮》,后世的康有為講“大同”“小康”之辯,也是從這個思想體系出發的。這既使改革由技術層面的辯駁,上升為思想層面的爭論,也為綿延不絕的“黨爭”埋下了伏筆。“黨爭”(宗派主義)從內部瓦解了宋代的統治集團,是北宋滅亡的重要原因。
??? 葉適與《外稿》
??? 葉適在南宋非常危急的時候為官,他寫了很著名的政治著作《外稿》。
??? 葉適認為,“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關鍵在于帝王不重視民心,而只是重視財富,這是舍本逐末。葉適回顧歷史說:鹽利起于春秋,田稅起于魯國,秦皇漢武皆求富強,但其失則在于人心。隋、秦固然富強,但執政者的功利心壓倒了平常心,于是統治者就不能理解老百姓了。這就是葉適所謂“國無駿功,常道先衰,士無奇節,常心先壞”。
??? 葉適接觸到了中國治理的一個核心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王道”與“霸道”的區別。什么是“王道”呢?“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所以,“王道”的實質就是“人心”,與天下人同心同德,斯為“大同”。
??? 什么是“霸道”呢?所謂“霸道”,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尋求富強”,那么,政治和治理的關鍵是否就是“尋求富強”呢?王安石的看法固然是這樣的,但葉適的看法則要復雜一些,他認為:治理的核心問題,或者中國政治的合法性問題,既不在于單純地追求富強,也不在于空談王道,而在于怎樣把富強建立在王道的基礎上。
??? 據此,葉適批評了王安石所謂治國就是理財,中國治理體系的弊端即在于官僚無能的說法。葉適認為,中國治理體系的困境,不僅在于官僚制度,更在于基層的黑勢力,由于基層百姓沒有自己的組織,這就造成了胥吏和土豪劣紳把持基層,一旦官僚與基層的土豪劣紳結合起來,那么,皇權和國家就拿他們無可奈何了。
??? 葉適指出,宋代的干部隊伍是由官和吏構成的,官與吏相加,所以人數很多。官員是公務員,可以逐漸地升遷,只要不犯 錯誤按程序就能上去。胥吏不是公務員,而是事務員,是管財政、經濟、司法等等這些碎事的。國家實際上是由誰治理呢?主要就是這些胥吏在治理。胥吏是沒有工資或者工資很低的,他就是靠辦事得好處費,“黨紀國法”,能夠治官,但卻不能治吏,官員無為,胥吏胡為,國家不亂那才怪呢!
??? 政治制度的這種分裂,在葉適的文章當中叫做“胥吏之害”,也叫作“官無封建,吏有封建”。自“永貞革新”以來,財權、兵權、人事權都漸次收歸了中央,地方大員割據一方是不可能了,似乎沒有封建和戰亂了,但是,一方面是地方官員因為無權而無所作為,另一方面,封建還有沒有呢?有的,只是由貴族和地方大員的封建,變成了土豪劣紳和胥吏的封建罷了。這種土豪劣紳和胥吏的封建,“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為甚者”。
??? 宋以來,“中國式封建”的根源就在這里。
??? 葉適的這些思想,在后來毛澤東關于“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土豪劣紳”的論述中,以及他關于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中,得到了悠遠而深刻的回響。
??? 王陽明和《傳習錄》
王陽明(資料圖)
??? 儒家的思想當然不是一個整體,到宋、明以后發生了很重要的變化,這個變化是在王陽明手里完成的。他的一個重要貢獻,是使儒家所倡導的那些好的價值深入到了中國的基層,并與基層組織相結合。
??? 第一,他提出,治理的核心是行“王道”,而王道的核心在于人心:“大道即人心,萬古未嘗改”。
??? 《傳習錄》開篇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為政者要有一顆中正平和之心,但是,怎樣才能做到中正平和呢?那就是與天下人同心,“我是即是民心”,“養我心就是養我民”,所以,《大學》中接下來的話就是“在新民”,王陽明說,“新民”就是“親民”,就是與天下蒼生同饑寒、共冷暖。離開了親民去養心,那就成了和尚道士,而離開了仁心和道心去做事,那就喪失了治道而流于了“術”,就會墮落為俗吏。
??? 第二,他從宇宙論的角度去講仁心。他說宇宙的本質不是物質,而是生命力,他經常用樹木的生長來比喻這種生命力的成長,生命力進入物質,激活物質,于是便開始了宇宙的運動和萬物的生長。生命力發展的最高成就,就是人,就是人類的心靈,這是文明的根本。
??? 人類與動物不同,人類社會與物質世界不同,就在于人類的心智代表著宇宙演化的最高成就,而這是文明的根本,也是政治和治理的根本。
??? 第三,王陽明說六經皆史,史就是“事”,就是事實和做事。儒家思想、圣人思想的核心就是為老百姓做事,離開了事實和做事,就背離了圣賢之道。宋代以來,出版業成了一個產業,這固然推動了文明的進步,但也造成了大量的“文字垃圾”,也生產出大量只讀書不做事的廢物,宋真宗《勸學篇》中的名言:“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等于公開鼓勵把讀書當作一門一本萬利的生意,因此,王陽明說:那些傳、注、疏都是些畫蛇添足的廢話,而課試文章更是完全背離了圣賢之道,背離了儒家的正道。王陽明甚至說,這些東西都必須棄絕,應該毀掉。秦始皇焚書與孔子刪書沒有什么不同,他們毀掉的都是廢話和廢紙,而那些廢話和廢紙只能造就無窮的廢物。
??? 第四,“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這就是說,求知活動是實踐活動,就是利用知識這個工具去解決現實問題,用今天的話來說,知識就是一種生產資料,知識生產與物質生產都是生產活動,只是運用的工具不同罷了,朱熹說,人們通過讀書和學習可以成為圣人,而王陽明則認為,勞動和做事本身就是修行,通過做事這種修行,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圣人,因此,他說,滿街都是圣人。
??? 第五,王陽明對中國政治和治理的傳統有著深刻獨到的理解,他認為自宋以來中國政治的衰敗不僅在于上層的無能和無為,更在于基層組織的瓦解。秦的強大,就在于它對于基層的組織,基層的伍保制度、戶籍連坐制度,這就是郡縣制的基礎,唐的府兵制的基礎,也就是在于基層的組織能力,但是,基層組織的強大和軍事化,固然是國家強大的基礎,同時使基層有能力來反抗皇權的統治,于是,自宋代以來,便以“募役法”等瓦解基層組織,從而使基層的道德、政治、軍事共同體,蛻變為包稅的單位,國家拋棄了基層,從而使得基層成為胥吏和明公(土豪)控制的天下。
??? 王陽明把儒家的教條,改造為基層社會的社會行為規范,當這些行為規范為基層百姓自覺遵守,成為他們日用不覺的東西,儒家就成功地立足于中國基層社會,通過鄉規民約,把基層社會重新組織起來。
??? 儒家深入基層,關鍵在于它抓住了一種人,就是父老。父老是什么?父老就是中國基層的那些鄉賢,我們今天所說的鄉賢文化,就是朱子、王陽明首先倡導的。王陽明在被發配龍場三年之后,起復為江西廬陵縣知事,此前他一直是在中央做官的,這次是下到了基層,他給沒錢的孩子辦義學,設義倉、修義渠、修路等等。扶植父老,為的就是他們可以替代胥吏。
??? 如果說“永貞革新”的轉化使中國的政治聚焦在財政、商業、產業、軍事、司法上,王安石進一步提出了改革官僚體制的問題,那么,陽明學這種新儒學,著力點則是中國基層的行為規范、價值觀建設,我們今天講治理,不僅是國家治理,更重要的是社會治理。我們國家的大政方針很好,而我們很大的問題在基層、在社會層面、在社會的行為規范,這就是全社會的價值觀問題。
??? 王陽明在中國政治史的貢獻是非常大的,陽明思想的精華,簡而言之就是說,所謂圣賢之道,就是與老百姓同心同德,就是為老百姓做事,而且是從基層入手,為老百姓做具體的事,從基層出發,重新組織社會。
??? 魏源的《圣武記》
??? 《圣武記》是一部具有戰略視野的軍事地理學著作,是魏源在《南京條約》簽訂時寫成的。所謂戰略視野,就是指把戰術的制定,建立在對世界局勢,特別是中國周邊局勢的全面分析之上。推薦這個作品的原因是,魏源這本書所展示出的戰略視野,對我們今天依然具有啟發意義。
??? 第一,他提出,誰控制了歐亞大陸,誰就能統治世界,清王朝的一個偉大貢獻,就是使中國能控制歐亞大陸接近核心的地帶:清朝奠定了一系列制度,使得西藏、新疆、東三省、蒙古,成為中國版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非常偉大的治理經驗。
??? 第二,他認為,宋明以來,東南沿海就是中國的經濟命脈,而自西方開辟了一個“海國”以來,西方列強就是通過襲擊、占領中國東南沿海的方式,來威脅和包圍中國和整個歐亞大陸。要抵抗西方海國戰略,僅僅靠保衛東南沿海是不夠的,要沖出西方的包圍圈,就必須打到敵人后方去,而不僅是在東南沿海消極防御,而要實行在防御中進攻,則必須抓住周邊幾個支點,《圣武記》特別講到了緬甸、尼泊爾和安南。
??? 魏源為什么如此重視緬甸呢?因為緬甸西鄰孟加拉灣,東望中國南海,戰略位置極為重要,緬甸控制了從孟加拉灣到中國南海的通道,一旦控制了這個通道,對于英國來說,就等于切斷了它進攻中國東南沿海的進路和退路。在回顧乾隆征伐緬甸的歷程時,魏源還特別敘述了清朝援助暹羅(泰國)抗擊緬甸入侵的過程,乾隆協助鄭昭、鄭華父子復國,這樣就贏得了暹羅的人心,而暹羅又是扼守從孟加拉灣到中國南海的鎖鑰,此役之戰略價值,就在于使緬甸和暹羅成為中國南方最重要的戰略屏障。
??? 廓爾喀是今天的尼泊爾,廓爾喀乾隆時代是中國的屬國,《乾隆征廓爾喀記》一篇指出,道光年間英軍進攻廣東、浙江時,廓爾喀曾派人報告駐藏大臣說,我們與孟加拉相鄰,飽受其欺壓,現在我們愿意進攻孟加拉,抄敵后路,協助天討。但是,當時的清政府很昏庸,用“蠻夷相攻,天朝向不過問”打發了尼泊爾,這就喪失了重要的戰略機遇。
??? 《乾隆征撫安南記》一篇,則分析了越南殲滅英國艦隊的富良江戰役。魏源指出:同樣是鴉片戰爭,同樣是英國艦隊,為什么越南勝利,中國失敗呢?他認為,這是因為越南采取了正確的戰略戰術,那就是誘敵深入,引敵人進內河決戰,而不是御敵于海口之外、國門之外。
??? 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魏源極為重視新疆與西藏。因此新疆與西藏,是深入敵人后方(英屬印度)的通道,魏源認為,在西方擁有海洋霸權的情況下,海戰的冒險主義與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消極防御,都是錯誤的戰略,正確的戰略只能是防御戰中的進攻戰,你從海上來,我從陸地去,打到英國的后方去,這才是克敵制勝的道理。
??? 《圣武記》重視云南和廣西。魏源指出,云南與西藏接壤,吳三桂造反,暗中得到了五世達賴的支持。噶爾丹造反,又是與五世達賴的第巴·桑結嘉措相勾結,因此,西藏一亂,新疆和大西南地區必亂。正是通過平定這些叛亂,自六世達賴起,中央在西藏設置了駐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簽制度,這個制度,是清朝治理歐亞大陸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 但魏源重視西藏、云南與廣西,從戰略上說,則是重視緬甸、泰國、尼泊爾和越南,重視后者,是因為重視從孟加拉灣到中國南海的戰略鎖鑰。
??? 新疆也是如此,重視新疆,不是就新疆而講新疆,而是因為新疆面對中亞,那里是英俄競爭的主戰場。
??? 自平定噶爾丹之后,新疆即實行由喀什葛爾參贊大臣和伊犁將軍聯合治理的下的軍政合一制度,治疆的官員,要從滿族大員中要提拔的干才中選用,即優中選優,因為他第一要會騎馬打仗,二要懂當地語言,三要熟悉宗教問題。因為干部好,“不能為邊臣,則不能為大吏”,所以邊疆就安定。但是,嘉慶以來,經營治理邊疆的政策敗壞了,首先就是干部政策不行了,這就是把那些在內地表現很差、無望提拔和晉升的官吏,派到邊疆充數,以此作為對其在內地長期不能得到提拔的補償。這些既無能力、人品又很差,甚至連知識都很缺乏的粗人,本來就心懷怨氣,于是,他們到邊疆任職的所作所為,自然就是可以想象,而這無非就是魏源所指出的:“恃無稽查,威福自出。而口外駐防筆帖式更習情形,工搜刮,甚至廣漁回女,更番入直,奴使獸畜,而回民始怨矣”。
??? 自“永貞革新”千年以降,中國率先開始了治理體系的現代轉化,由徭役制的國家,向著財政預算制國家轉變,由貴族政治向文官官僚制度轉變,印刷出版業以及教育的發展,推動了中國政治的文明化。長期的統一,形成了廣闊的國內市場,鄭和的航海和明隆慶之后美洲白銀的涌入大陸,正是中國的發展推動了世界市場的形成,這些都標志著人類現代文明的曙光。人類現代文明的曙光出現在中國。
??? 但是,中國傳統治理體系在向現代轉化時也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使這種轉變進行得非常遲緩,西方則后來居上,最終在鴉片戰爭中擊敗了中國。
??? 長期領先于世界的中國為什么走向衰落呢?通過以上的講述,我們起碼可以看到兩點:
??? 第一,就是組織能力的下降,一方面是王安石所說的官僚的無能,另一方面是葉適所提出的基層組織的解體,基層為土豪劣紳和胥吏所控制。文化上就是王陽明所看到的,儒學墮落了,士大夫階級既不能承擔治國理政的工作,也不能擔負組織基層的責任。
??? 組織能力下降在經濟上的表現,就是不能將大量的財富組織起來,轉化為有效的投資,這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話來說就是:貨幣不能轉化為資本。魏源在《圣武記·軍儲篇》中說,由于長期依賴從美洲舶來的白銀貴金屬,結果中國沒有產生西方式的金融革命,由于缺乏金融組織的支持,所以,中國在產業和軍事革命的競爭中落伍了。
??? 這樣的情況,直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才得以根本的改變。
??? 第二就是地緣政治方面的,即世界和周邊局勢的變化。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一書》中說:“自琉球滅,安南失,緬甸亡,羽翼盡剪,將即腹心”,這樣,中國的戰略屏障就喪失了,在戰略上處于非常不利的位置,這也就是魏源在《圣武記》中所指出的問題。因此,魏源指出:國內政策的制定,必須建立在對國際和周邊局勢的正確分析的基礎上,這也就是林則徐所謂“開眼看世界”的意思。
??? 作者簡介:韓毓海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一篇讀罷頭飛雪:重讀馬克思》《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人間正道:中國道路與中國共產黨》,以及《少年讀馬克思》(英文及荷蘭語版)。
??? (陳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