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著名學者紀曉嵐曾經對道家的學說下了八個字的評語：“綜羅百代，廣博精微”，意為老莊哲學無所不包，內涵豐富。 老子最先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規(guī)律，成為道家的創(chuàng)始人。莊子是繼老子之后最偉大的道家思想建構者，他被人稱為“曠放靈魂的隱士”。司馬遷曾對他的思想作過很高的評價，指出其思想淵源是：“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明老子之術”。作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莊子的思想在中國哲學、文學以及各藝術領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深刻地左右著每一個階層中國人的靈魂與生活。 《莊子》一書不僅在宇宙觀方面繼承和發(fā)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樸素的唯物自然觀和辯證法，而且在重視內在德性的修養(yǎng)的基礎上主張精神的絕對逍遙和絕對超脫，即“逍遙游”。這種“逍遙游”是安命無為基礎上的自由自在。黑格爾說：“世間人沒有自由，只有皇帝才有自由”，而在莊子看來，皇帝也同樣沒有自由，一切都是造物主安排好的，人生的際遇不是人所能決定的。但莊子也不認為既然一切都是造化安排，那么什么也不必做了，他主張還是要順應環(huán)境去做，在不違背自然的情況下去做，這便是他“不得已”的智慧。 “不得已”，《現(xiàn)代漢語詞典》解釋為：無可奈何，不得不如此。現(xiàn)代漢語中“不得已”表現(xiàn)出一種消極的觀念，指由于形勢所迫而不得不如此，表示心中的無奈，由此組成的成語也多表示一種無可奈何的慨嘆，如“逼不得已”、“迫不得已”、“萬不得已”等。古代漢語常有這種用法，如《漢書·景帝紀》：“乃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詿誤吏民，吏民不得已。”顏師古注：“已，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莊子認為，人只有擺脫了外在物欲的束縛，才能真正自由逍遙。一旦有外物束縛，也要順其自然地用心做，不以自我為中心，不處處考慮自己，才能無所拘束地做好該做的事情。 莊子生活在戰(zhàn)國時期，隱居不仕，他的生活一直相當貧困，但他貧窮卻不困頓，認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莊子把這些東西看得很淡，“利”束縛不了他。他曾經淡然拒絕楚國委以相的邀請，他認為，為“利”辛苦，為“利”奔波，卻喪失了自己很多的自由、很多的快樂，“心為形役”，太不值得了。 莊子在《養(yǎng)生主》中談到，養(yǎng)生重在養(yǎng)精神，要使精神得到自由。如果人的精神得到護養(yǎng)，精神凝聚，性命保全，就能超脫于生死變化之外，不被外牽累，不受外界的影響，這樣才能逍遙自在。莊子的這種“不得已”，其實就是莊子在忘我境界中冷靜觀察萬物變遷流轉時所領悟到的靜態(tài)美與動態(tài)美，向外不傷害萬物，與天地萬物和諧相處，向內不傷害自己的天性，這樣才能保全身心。 老子是“入世”的，重視治世之道，老子五千言基本上講治道。不過“入世”形式和儒家大相徑庭，儒家主張用倫理力量維護人際關系，特別是上下尊卑關系，以達到穩(wěn)定政治局面的目的。老子認為這種由上而下的道德力和政治力對人民是一種束縛，因此，他希望人們能收斂自己侵占的沖動，特別是要求統(tǒng)治者弱化其權力欲望，讓人民發(fā)揮更多的自由性、自主性。 莊子處于人世間則表現(xiàn)為一種與現(xiàn)實保持一定距離的藝術性和游世態(tài)度，他反對任何形式的統(tǒng)治，是個“無治”主義者。莊子生活在戰(zhàn)禍連綿的戰(zhàn)國時代，人們普遍存在危機感，莊子對這種環(huán)境有痛切感受，極力設法擺脫，這是形成他避世態(tài)度的根本原因。由于他并未隱居山林，仍在世俗之中，因此，不得不經常考慮如何避免“中于機辟，死于網罟”。為擺脫不幸現(xiàn)實，莊子主張逍遙，然而內心卻對現(xiàn)實充滿憂患感。他著書十萬字，說明他不是完全出世，他對社會人生還是關心的，尤其特別關心知識分子在亂世的人際關系中的地位和命運。 可見，雖然莊子哲學中對“不得已”賦予了不同的內涵，但其根本思想是遵循“道”，順其自然，不違背自然，主張清凈無為，以達到萬物的自然和諧。這種“不得已”思想是對人的內在的超越，是人通過自身的修煉，對外物進行自覺地否定，從而回到一種類似心無旁騖的“自然狀態(tài)”，能夠與“道”同體的境界，也是我們現(xiàn)在提倡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人類往往受物欲蒙蔽，追逐名利，患得患失，無益身心，應徹悟莊子的話，做到“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藏天下于天下” ，堅守“不得已”的智慧，致虛極、守靜篤，安時處順，以個人內在的境界，超越個人有限的外在擁有力，超越事物之名，從而獲得另一種全新的擁有。不為外在客觀的有限性所束縛，而能以主觀的超越態(tài)度來包容萬物，才能夠真正做到“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