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究誠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誠信是個人立身處世的基礎，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是政府執政于民的的根基，是社會健康運行的保證。從好的方面講，誠信是人際合作、實現共贏的必然要求，是市場經濟良性運行的前提和基礎。從壞的方面講，誠信缺失將會付出沉重的代價。交際成本增大，信任危機加劇，終將會引發道德體系的連鎖式雪崩。個人缺乏誠信就會身敗名裂；企業缺乏誠信就會喪失未來和前途；政府缺乏誠信就會誤國誤民怨聲載道；市場缺乏誠信就會假冒偽劣滿天飛，坑蒙拐騙惡性競爭，黑心商品易毒而食。 毋庸諱言，我們中國今天存在非常嚴重的誠信危機。內不能誠于心，外不能信于人，這是我們最大的悲哀。是到了反思的時候了。 本來，重諾守信是華夏傳統文化的精華。《尚書·堯典》有“允恭克讓”之說，允就有誠信的意思，尚書中經常說“允哉！允哉！”，認為言而無信百事不成[1]。最早講“信”字，并將“信”與“不食言”聯系起來的是商湯，《尚書·湯誓》說：“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到周朝的時候，則出現了“信用”二字，《尚書·康王之誥》說：“信用昭明于天下。”[2]古人說“至誠感神” （《尚書·大禹謨》），誠意是可以感動天神的。又說“惇信明義”（《尚書·武城》），重“信”在某種程度可以彰顯“義”。所以管仲就將"誠"與"信"連用，他明確地講："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管子·樞言》） 先秦諸子在許多領域存在分歧，但在重“信”這個方面卻有很大共識。道家說：“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老子《道德經》）“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 （《莊子·盜跖》）。儒家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論語》） “講信修睦”“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禮記》）[3]。墨家說“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墨子·兼愛下》又說“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 （《墨子·修身》）“言足以復行者，常之。”（《墨子·耕柱》）法家也說：“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于信。”（《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也許大家要說：說這么多理論沒有什么用，誠信不是說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說的很對。那么現在來說做。在諸子百家中，重諾守信最能身體力行的，是墨家。墨家是用生命來捍衛這個“信”字的。理論總是蒼白無力，事實勝過雄辯。我們來看看墨家是怎樣講誠信、守信用的。《呂氏春秋·上德》篇記載： 墨家學派有巨子孟勝與陽城君交好，陽城君托孟勝守城，裂玉器為符，有約在先，符合才能聽令。公元前381年，楚悼公死，楚國貴族群攻吳起，吳起逃到楚王停尸的地方，附伏在悼王的尸體上，亂箭射中吳起，同時也射中王尸。破壞楚王尸體的是大罪，要滅三族。楚肅王繼位后按律問罪，由于射殺吳起而被滅族的有七十多家。陽城君受此事牽連被“收其國”，逃亡于外。孟勝說：“我接受了人家的食邑，與人家有符信為憑證。現在沒有見到符信，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能禁止楚國收回食邑，不能為此而死，是不行的。”他的學生徐弱勸阻他說：“死了如果對陽城君有好處，那么為此而死是可以的，如果對陽城君沒有好處，卻使墨家在社會上斷絕了，這不可以。”孟勝說；“不對。我對于陽城君來說，不是老師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臣子。如果不為此而死，從今以后，尋求嚴師一定不會從墨家中尋求了，尋求賢友一定不會從墨家中尋求了，尋求良臣一定不會從墨家中尋求了。為此而死，正是為了實行墨家的道義從而使墨家的事業得以繼續啊！我將把鉅子的職務托付給宋國的田襄子。田襄于是賢德的人，哪里用得若擔心墨家在社會上斷絕呢？”徐弱說：“象先生您說的這樣，那我請求先死以便掃清道路。”轉過身去在孟勝之前刎頸而死。孟勝于是就派兩個人把鉅子之位傳給田襄子。孟勝死了，學生們慷慨就死的有一百八十人。那兩個送信的人把孟勝的信令傳達紿田襄子，也要返回楚國追隨孟勝而死，田襄子制止他們說：“孟于已把鉅子之位傳給我了，你們應當聽我的。”但是這兩個人還是返回楚國就義了。 這就是墨家的“信”。183位墨者用自己的生命闡釋了什么才是重諾守信，什么叫做“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這才是華夏文化中真正的誠信。正是因為墨家的這種光芒萬丈的用生命來闡釋的誠信，為墨家贏得了戰國時期墨家的大發展。孟勝之后，墨家非但沒有衰微，而且得到了空前壯大，在隨后的近兩百年里，墨家弟子充滿天下[4]。——這就是誠信的力量。如果不是后來秦始皇焚百家書，禁百家言，如果不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墨家何至于會斷絕？！如果不是墨學斷絕兩千年，我們中華民族何至于像今天這樣墮落？何至于像今天這樣缺德？何至于像今天這樣背信棄義、無法無天？ 所以說，如果中華民族要自我救贖，就必須要洗心革面、懺悔我們祖宗的罪孽，就要徹底清算秦始皇漢武帝的倒行逆施。如果今天我們要找回華夏文化中真正的“誠信”，并且希望那誠信不再是落在紙上，那就要重新發現墨家，這樣才能撿回遺矢的靈魂。 既然要重新發現墨家，就讓我們深入墨家原典，來看一看：墨家人為什么視“信”字超過自己的生命？為什么這樣重諾守信？在墨者的思想里，“信”這個字，究竟著什么？墨家有自己的字典《墨經》，解釋道： 信：言合于意也。（《墨子·經上》） 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墨子·經說上》） 這兩段話大概的意思是說，所謂的“信”，就是所說的話要體現自己的本意。如果你許諾別人到城里去看一看就給他錢，那么不管你所說的話是否恰當，別人到城里看了之后，你就要讓他得到錢。可見，墨家的“信”字，有兩大特征：首先是心口一致，這是墨家“信”字的第一大特征。說話要誠實，要真心誠意，出于本意。這叫“言合于意也”。“意”是本意、誠意。說話要言必由衷，口不欺心，要出于真心，不能欺騙自己。其次是言行合一，這是墨家“信”字的第二大特征。說話要算數，不能食言，不能說一套做一套欺騙別人，要行不違言，要怎么說就怎么做，自己的許諾必須兌現，要用行動來證實自己的話是出自真心實意。即使原來說的話不很恰當，但是既然說出來了，也要負責。 “信”，既是心口一致，也是言行合一。這里面體現了怎樣的取信之道呢？體現墨家的取信之道鮮明的特點，那就是“心”·“口”·“身”三業并進。墨子說：“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又說：“藏于心者無以竭愛，動于身者無以竭恭，出于口者無以竭馴。”又說“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這些話都體現了墨者三業并進的取信之道。試結合修身篇簡略地分類歸納如下： （1）墨家心業：厚乎德行、殺傷人之害無存之心、藏于心者無以竭愛、善主于心、慧者心辯、守道篤、強志達智、愿欲日逾、設壯日盛…… （2）墨家口業：辯乎言談、言出舉也、言由實致、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批捍之聲無出之口、出于口者無以竭馴、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不繁說、不伐功、言必信…… （3）墨家身業：博乎道術、行為本、置本不安無務豐末、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暗無務博聞、察邇來遠、譖慝之言無入之耳、反之身、行辯于身、多力、動于身者無以竭恭、力事日強、以身戴行，行必果…… 這就是墨者三業并進的愛智雙修。墨家的“信”講究的是心有信意、口有信言、身有信行，心口身合一，意言行統一，一以貫之，至大至剛。心則坦坦蕩蕩，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慧辨明智；口則言之有物，友善沉穩，有條不紊，知進知退不自夸耀。身則頂天立地，從容不迫，以身戴行，百折不撓，自強不息。 明白墨家的“信”是心意、口言、身行的高度統一，這一點非常重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就能知道，當墨家人說“言必信，行必果”的時候，這不是簡單的讓別人相信，更是一種不卑不亢的深沉的自信。墨家這個“信”的人生哲學，也是自信與相信的高度統一。信首先是一種內心的自信，一個不自信的人，別人又怎么會相信呢？兩個不自信的人之間，也必定難以相信。從前，季孫紹與孟伯常治理魯國的政事，不能互相信任，于是兩個人跑到叢林中的廟宇里禱告，祈禱說：“求上天希望使我們和好吧。”墨子聽見這件事情就說：這不是捂住自己的眼睛，而祈求光明嗎？有這樣荒謬的事情嗎？（參見《墨子·耕柱》）我們現在很多時候就像這個故事里面的人一樣，我們想別人相信我們，但我們卻連自己都不自信，我們不信自己的心里的意，不信自己的口中的言，不信自己身上的行。我們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卻妄想光明，想起來這是何等的可笑。 所以說，要別人相信我們，我們就必須先有自信，信自己的心里的意，信自己的口中的言，信自己身上的行。我們再來看墨子的話：“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墨子·親士》）君子居廟堂之高，不改變志向；處江湖之遠，仍保持情操；即使雜處于庸眾之中，也終究沒有怨尤之心。他們才是自信的人。 ——請注意，這就是墨家人的自信，這才是真正的自信。自信不是自卑，也不是自負，而是一種健康的心理狀態。所謂人無完人，但上帝是公義的，天生我材必有用，自信，是認識自己，發現自己，承認自己，接受自己和悅納自己。對自己不能做的事，就坦然承認；對自己能做的事，就勇于承擔；對自己可能的潛在的能力，就積極嘗試。自信意味著坦誠豁達，謙虛和真誠。自信是一種希望，是對生活的一種正視，是不斷努力，即使現狀不令人滿意，也不氣餒，相信自己的價值，相信自己會不斷發展，所以他勇于嘗試，不怕失敗，自信的人百折不撓，所以會經歷更多的挫折與失敗，所以也會學到更多的知識與經驗，會積累更多的實力。墨家的自信是心有信意、口有信言、身有信行的自信。墨家的自信源于對天志兼愛的信仰，也源于非命的哲學，是墨家志功為辨的必然必然顯現，所以墨家人非常自信，所以墨家人才敢說“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兼愛下》）。墨家人的信是一種內生的強大力量，由不得墨家人不自信，也由不得人家不相信。 我們需要言必有信，取信而行。因為信是不自欺，不欺人，也不為人所欺。講信才能修睦，自信才能相信。失信的根本，是人們失去了自信，失去了墨家的那種有法有天的內生的自信。 [1] 《呂氏春秋·貴信》：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爾雅》：允，信也；允，誠也。 [2] 《尚書·康王之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應斷句為：“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3] 儒家視信為五常之一，可見儒家也很重視信。但信在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之中排在最后一位，這是值得注意的。儒家孟子則有明顯的將“誠”與“信”相割裂的傾向，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 （《離婁上》）"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盡心上》）。故此，有學者指出：“把誠信視為次要義務的誠信觀實際上是傳統儒家道義論的一個薄弱環節，”“如果不把誠信作為基本義務，就可能由信傷誠，由‘善’傷真，既然可以欺人，那么也可以欺己，從而行一種自欺欺人的‘道德’"。”（何懷宏《良心論》） [4] 孟子在世的時候：“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莊子在世的時候墨家派系林立“俱誦墨經”相互辯學“至今不息”熱鬧非凡。荀子在世時哀嘆儒家“圣人隱伏墨術行”《荀子》。韓非子在世的時候：“世之顯學，儒墨也。”（《韓非子·顯學》）一直到呂不韋生編寫呂氏春秋的時候，“孔子墨翟二氏，……從屬彌豐，充滿天下。”（《呂氏春秋·當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