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三月，著名的唐代文學專家、中華書局副總編輯傅璇琮同志應邀來我校講學。二十六日他與中文系、語言文學研究所部分教師、研究生和古典文學進修教師就古典文學研究方法問題進行座談討論。現將座談紀要發表于下：     王運熙：今天，傅璇琮先生應邀來和我們舉行座談，我們表示熱烈的歡迎。傅先生對唐代文學有很深的造詣，他的《唐代詩人叢考》、《李德裕年譜》，都是很有份量的著作。現在，傅先生正和其他同志合作搞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的箋證，已接近完成，對今后研究唐代詩人將有很大幫助。今天的中心議題，是關于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方法。傅先生在去年《文史知識》第十二期和《書品》第四期上已就這個問題發表了很好的看法。前幾天傅先生參加了杭州的古典文學宏觀研究討論會，今天也能給我們帶來新的信息。     傅璇琮：我先開個頭，拋磚引玉。我認為古典文學研究近十年來的成績很大，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是文革前十七年所不能比的。但大家對目前的研究狀況還是不滿足，這說明我們研究的立足點比較高了。大家感到，過去研究古典文學的方法較單一，現在應多樣化。對古典文學研究的不滿足，好像還受到史學研究的影響。史學界近年來有“史學危機”的說法。什么是“史學危機”?似乎也不很明確。歷史學這些年來幾乎走了“之”字形。“四人幫”時期搞儒法斗爭，影射史學，引起不少人的反感，對歷史研究有一種不信任感。“四人幫”粉碎后，大家認為應該把史學研究放在科學的基礎上，不要把研究直接同現實、同政治結合得那么緊。應當講，這在當時是對“四人幫”政治路線的批判，是撥亂反正。因此在1977年以后的一段時間內，歷史研究大多從史料本身出發闡述一些問題。后來，有些同志感到這樣的研究脫離現實，提出史學研究如何為四化、為現實生活服務的問題。當然，這不是回到“四人幫”那條路上去，因為政治思想基礎不一樣了。但“史學危機”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的，而且也影響到古典文學的研究。我們的古代研究，包括對文、史、哲的研究，同現實的關系怎么擺？以前有過不少教訓，我個人認為，不能非常直接地同現實聯系。如何正確地對待這個問題恐怕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     研究方法應多樣化。國外一些新的理論和方法的引進，應當進行。我們研究中國古典文學，還應當總結我們自己的經驗，特別是五四以來我國一些有成就的學者，他們治學的方法和經驗。五四時期是中西文化融合交流的重大時期。政治上，由于馬列主義的傳播使中國革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學術上，這種交融產生了一批極有成就的學者，如魯迅、郭沫若、聞一多、朱自清、鄭振鐸、陳寅恪等，這一時代、這批學者是值得研究的。比如聞一多先生，他研究古典文學能從大處著眼，而又做得很細。如《楚辭校補》，他從訓詁學方面入手，一個字一個字地研究，對《九歌》的研究，則是結合了楚文化進行的。用現代術語說，即宏觀研究。研究《詩經》也是這樣，有的是一字一字地研究，有的則如聞先生自己所說的要把讀者拉入《詩經》的時代。比如《芣苢》，聞先生把詩中婦女的勞動寫得非常美，他認為應把《詩經》當作社會詩來研究。聞先生對唐詩的研究，有些觀點或具體的論述，我們可以再討論，但有些見解非常精辟。比如賈島，他是貞元、元和時期的人，比韓愈、白居易要年輕。聞先生說，當時的老年人要挽救世道人心，提出改革社會的方案，而像賈島那樣的青年卻關起門來苦吟，而且詩中出現的大都是陰冷的詞匯。聞先生指出，中國古代社會每個王朝的末年總會出現像賈島的作家。晚唐、宋末都是如此。這就是從宏觀來研究問題的。聞先生也研究了宮體詩。他注意了從南朝到初盛唐之際的發展變化，以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為例，指出唐代詩人如何在宮體詩的形式之內，把原來反映宮廷中荒淫生活的情調發展衍變到表達真正的男女愛情，并使這愛情得到升華。這是在研究一定社會的人的情感在文學作品中是怎樣變化的。現在好像還沒有類似的很深入的研究。從聞先生的工作中，我們看到，前輩學者一方面進行了現代人所說的宏觀研究，另一方面又做了大量的基礎材料工作。這兩方面對他們來講是相得益彰的。隨著年歲的增長，我們看前輩的學術著作，也好像看《紅樓夢》一樣，每看一次就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1/6    1 2 3 4 5 6 下一頁 尾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