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記》與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 ??? 曹炳建 ??? 打開《西游記》，我們不能不為其中無所不在的天界佛國的幻想描寫而驚嘆。正因為《西游記》取經故事的宗教性質，于是便引起了人們不少誤解，有了“談禪”、“講道”、“解易”等諸種說法。但是，假如我們透過天界佛國神話世界的表面現象，而深入到作品的精神內核的話，我們又驚喜地發現：中國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中堅層面，吳承恩“尤未學佛”而以儒生身份去進行形象刻畫，都使《西游記》更多地帶上了儒家色彩，表現為儒家濃厚的入世情懷。更確切地說，這是一部深受明代后期以王學左派為代表的思想解放啟蒙思潮影響的文學巨著。 ??? 一 ??? 儒、釋、道共同創造了中國文化，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三者的共同點就在于，都包含了對人生哲理的深入探索。其中佛教是一種典型的悲觀主義的出世人生觀。它把人類社會看作是苦海，把人的生命看成是苦的根源，人們要想擺脫苦海，就只有脫去輪回，永生西天極樂世界。因此，佛教的人生哲學就表現為對生命的超越。與佛教不同，道教以生為樂，直至追求長生不死。《抱樸子·內篇》說：“若夫仙人，以藥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茍有其道，無以為難也。”[1]所以，道教的最高理想就是肉體成仙。但是，現實世界的名牽利鎖和情愛色欲，常常造成人的夭亡，只有排除了現實的煩惱，才能實現對無限生命的追求。因此，道教的人生哲學表現為對生命的留戀，處于出世與入世之間。 ??? 相對佛、道，儒家思想以入世為宗旨，表現為對有限生命的執著，對實現人生價值的熱切渴望。儒家早期經典著作《易經》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2]這實際上是從陰陽兩個方面，要求君子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論語》亦曾記載：“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3]把人生的價值定位于“安百姓”,正表現了儒家的入世情懷。孟子則把人格的修養歸于“浩然之氣”[4],倡導“舍生而取義”[5]的獻身精神，要求人們敢于直面現實社會，“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6],把儒家的入世情懷具體化為一種大丈夫型的陽性人格。先秦儒家的這種理想人格模式，喚起了人們巨大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并成為后代知識分子遵循的原則。在封建社會里，知識分子要想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就必須依附于封建統治階級，因此，儒家的入世情懷，便被具體化為“忠君愛國”. ??? 《西游記》寫的是佛教的取經故事，但在這個故事里，同樣表現了強烈的入世精神。玄奘當年天竺取經，其動機就是探索佛教教義，完全出于宗教的目的。但是，到了吳承恩的《西游記》，西天取經的直接目的卻是為了唐王朝“江山永固”,其宗教本身的目的倒在其次。關于這一點，我已經在《“醇儒”人格的反思與批判》一文[7]中有過論述。唐僧自告奮勇取經時就曾對唐王說：“貧僧不才，愿效犬馬之勞，與陛下求取真經，祈保我王江山永固。”第13回唐僧再次聲稱取經是為了“使我們法輪回轉，愿圣主皇圖永固”.在取經過程中，他更是處處表現出忠君思想。第48回他說道：“世間事惟名利最重。似他為利的，舍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為名，與他能差幾何！”女兒國國王要招贅他，他又說：“我們在這里貪圖富貴，誰卻去西天取經？那不望壞了我大唐之帝王也？”第85回他被妖怪捉住，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今若喪了性命，可不盼殺那君王，孤負那臣子？”并對同樣被捉的樵夫說：“事君事親，皆同一理。你為親恩，我為君恩。”第39回，作者還借悟空之口，稱贊唐僧“大發弘愿，情欣意美，報國盡忠”.這些都說明，唐僧雖然是佛教徒的面目，但骨子里卻有著忠君愛國的儒生情懷。 ??? 魯迅早就指出，《西游記》“亦非悟道，故全書僅偶見五行生克之常談，尤未學佛，故末回至有荒唐無稽之經目。特緣混同之教，流行來久，故其著作，乃亦釋迦與老君同流，真性與元神雜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隨宜附會而已。”[8],這種見解是十分精當的。我們曾翻閱了劉修業先生輯錄的《吳承恩詩文集》，發現其中關于佛道內容的作品的確不多，縱有《古梅為僧賦》、《雞鳴寺》、《移竹寺中得詩十首以王建此地本無竹遠從山寺移句為韻》、《缽池山勸緣偈》等涉及佛教，但于佛教教義的理解并未超越當時社會上一般知識層面的人的理解。更為可笑的是，其《移竹寺中……》一詩，于佛教并無干涉，卻偏有“獨對一壺吟，因之識稽阮”[9]的句子，仍然不脫儒生本色。又有《贈沙星士》、《嘉靖丙寅，余寓杭之玄妙觀，夢一道士，長身美髯，時已被酒，牽余衣曰：“為我作〈醉仙詞〉”,因信口十章，覺而記其四》、《書道院壁》、 《西江月·昨夜神游何處》等涉及道教，但作者筆下的道士卻更多是作者個性的自我寫照，如《嘉靖丙寅……》中的“店里提壺陌上眠”[10],《贈沙星士》中的“平生不肯受人憐，喜笑悲歌氣傲然”[11]等，都和作者狂放的個性有關。特別是《秦璽》、《二郎搜山圖歌》、《春秋列傳序》、《申鑒序》等，更是典型地表現了儒家思想。吳承恩的思想既然主要是儒家思想，那么，《西游記》也必然要帶上濃郁的儒家色彩。 ??? 二 ??? 《西游記》的儒家入世精神，更體現在作品的主題思想中。《西游記》的主題是歷來 爭論的焦點。早在明清時期，就有“談禪”、“講道”、“解易”等種種說法。魯迅和胡適又認為其為“游戲之作”.建國以后到文革時期，以“主題矛盾說”和“主題轉化說”為主。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各種新觀點不斷涌現，如安天說、尚賢說、歌頌新興市民說、表現人民斗爭說、宣揚“心學”說，游戲說、哲理說等。其中哲理說又有反映人生階段說、追求真理說、表現理想說等。我們認為，《西游記》實際上是一曲抗爭與進取的頌歌。 ??? 《西游記》抗爭與進取的主題，是在“西游”故事的母體中即體現出來的。經濟的繁榮，國力的強大，儒、釋、道并舉的多元化政治，使唐代士人普遍地持有一種昂揚向上的進取心態和強烈的建功立業意識。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12]的宏偉志向，那“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13]的狂傲氣勢，那“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14]的功名思想，那“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15]的堅毅和決心，還有那“興酣命筆”、“與造化相爭”[16]的繪畫和書法、洛陽龍門石窟盧舍那雍容大度的氣派，都是后代難以忘其項背的。生活在這種文化氛圍之下的玄奘，不顧朝廷禁令，毅然西行，克服征途上意想不到的艱難險阻，歷時十七載，行程數萬里，途經百余國，終于取回經書，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些，固然是出于宗教的殉道精神，但亦是唐人奮發有為、積極進取精神的反映。 ??? 隨著取經故事在社會上流傳，西游故事也表現為三個文化走向：一是取經故事的符號化，即取經故事逐漸脫離了其本身的宗教性質，被賦予一種象征性的意義--人生奮斗的意義。“西游”故事得以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并不是因為唐僧取來了經書，對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什么實實在在的好處，而是因為取經故事本身，具有一種激勵的因子，能對人們產生鼓舞作用；在于取經的過程，寓含著人生奮斗的真諦。二是唐僧形象逐步地士大夫化和孫悟空漸次在故事中占據主角地位。這一方面說明了國民性格在經歷了強漢盛唐之后，由陽剛向孱弱轉化的事實。國民自信心的下降，使人們對玄奘個人突破艱難險阻而終于生還的事實不可理解，以致于不得不借助于神奇的力量來達到取經的目的，其結果便表現為神性對人性的異化；另一方面也表現了中國人民對自己孱弱個性的不滿，不屈于自然和社會的惡勢力，因而借助幻想的形式，歌頌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英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猴行者被唐太宗授予“銅筋鐵骨大圣”[17];《西游記平話》中，孫吾空被如來授予“大力王菩薩”[18];至吳承恩的《西游記》，孫悟空的佛號才再變為“斗戰勝佛”.很明顯，“銅筋鐵骨”只是就猴行者的外部特征來說的；“大力王菩薩”雖然深入到了孫吾空的內里，但并未突出其精神實質；至“斗戰勝佛”,才真正突出了孫悟空的精神內核。三是內容的漸次豐富。這又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取經隊伍的不斷壯大。由玄奘的孤身遠征到《詩話》的“僧行六人”,再到《平話》的四人取經集團，再到吳承恩《西游記》的“五圣”,取經集團不僅表現為人數上的增加，更表現為戰斗力的增強。另一方面，遇到的艱難險阻和妖魔鬼怪也越來越多，妖魔鬼怪的戰斗力也隨之提高，并由此帶來了矛盾沖突愈來愈尖銳，因而更體現了取經集團克服困難、戰勝妖魔的抗爭和進取精神。 ??? 在吳承恩《西游記》中，抗爭和進取精神一直是作品的主體精神。《西游記》雖然由大鬧天宮、取經緣起和西天取經這三大塊組成，但是，西天取經卻是作品的主體部分，也是取經集團的終極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取經集團與妖魔鬼怪斗，與自然災難斗，更與取經集團內部的種種自我的弱點斗。其中每翻過一個山頭，每渡過一條河流，每戰勝一個妖怪，都是取經集團抗爭和進取精神的具體體現。“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罷艱險又出發”--《西游記》電視連續劇的主題歌，正是取經集團進取和抗爭精神的最好注腳。 ??? 三 ??? 《西游記》的抗爭與進取的主題，更體現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透過天界佛國的幻想世界我們可以看出，《西游記》實際上體現了作者對舊的人格理想的批判和對新的人格理想的追求。 ??? 《西游記》對舊的人格理想的批判，主要體現在唐僧形象的塑造上。關于這一點，我在《“醇儒”人格的反思與批判》一文中已經有比較全面的論述。概括說來，唐僧是封建知識分子和虔誠佛教徒的復合體形象。這個形象最主要的特點，就在于他具有堅定的取經信念，但在取經的具體實踐中，卻表現為百無一能。一聽說有妖怪，他就嚇得戰戰兢兢，坐不穩馬鞍。取經遇到了困難，他也是束手無策，毫無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被妖怪捉住時，他除了乞哀告憐，就只會哭。因此，他被悟空、八戒送了一個雅號--“膿包”.這種個性集中到一點，即表現為精神境界的崇高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匱乏。唐僧身上的這種特點，和程朱理學“醇儒”式的人格理想有著重要關系。“醇儒”人格要求人們“絀去義利雙行、王霸并用之說，而從事于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19],就使人們越來越趨向“內省”,而很少想到“外擴”.久而久之，道德修養的超前與實際才能的滯后就形成了惡性循環，使人們逐漸喪失了對自然、對社會的戰斗能力，由剛健自信走向了孱弱自卑，怯于反抗，怯于冒險。明代后期，隨著以王學左派為代表的思想解放的啟蒙思潮的興起，人們對“不知職掌何事”[20],“問錢谷不知，問甲兵不知”[21]的空談無用的“醇儒”人格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王陽明就批評理學家們“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亂天下之聰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于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22]李贄則臭罵當時儒生“平居無事，只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如同泥塑，以為雜念不起，便是真實大圣大賢人矣”,“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為能明哲。”[23]黃宗羲也批評理學家們平時高談闊論，用以“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云霧”[24],以致于“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天下無復辦事之官”[25].到了國家危難之際，那些儒生竟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余一死報君恩”[26].這同唐僧明知“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兇難定”,但因“受王恩寵，不得不盡忠以報國”一樣，雖然充滿了崇高的獻身精神和悲壯情懷，卻很難讓人肅然起敬，反而使人感到可悲與可嘆。這是時代的悲劇，也是“醇儒”人格的悲劇。 ??? 對傳統人格的反思與批判，必然導致對新的人格理想的追求。早在南宋，針對著程朱理學重道德而輕實際才能、輕事功的“醇儒”人格，陳亮就曾指出，“醇儒”們“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于百事不理”[27],以“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為何物”[28].葉適亦認為：“‘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耳。”[29]逮至明代，“事功”和“務實”思想更是屢見于著述。王廷相十分注意“行”的重要，認為“致物”與“履事”應該密切結合。王陽明針對程朱理學知行分離的弊端，強調“知行合一”,強調不能離開“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30].呂坤對道學家們“舍官守而語玄虛，薄事功而課名理”[31]的現象十分不滿，認為“事功”才是真學問。泰州學派的開創者王艮則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32]的著名命題，表現了對務實人格的倡導。而尤為當時人們所向往的，則是以“狂”為外部特征的自由、開放型人格。王陽明就稱自己具有“狂者的胸次”[33].王畿則“寧為闕略不掩之狂士，毋寧為完全無毀之好人”[34].顏鈞主張撇開一切“道理格式”,“率性所行，純任自然”[35].羅汝芳則要求“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36].祝允明以“玩世自放，憚近禮法之儒”[37]而聞名。徐渭則行為舉止奇奇怪怪，近于瘋癲。李贄可說是明代狂人之首，被稱為“異端之尤”.此外，像著名戲曲家湯顯祖、通俗文學家馮夢龍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狂”的特征。 ??? 吳承恩的在世晚于王陽明和王艮，比李贄早出生二十余年，和王畿、徐渭、何心隱、羅汝芳、顏鈞大致同時。因此，吳承恩生活的時代，正是明代啟蒙思潮的興盛時期。從王學在當時風靡一世的廣泛影響看，當時知識分子不受其影響者甚少。吳承恩生于江蘇，又長期往來于淮陽和南京之間，南京又是明朝的留都，因此，受這次思想解放啟蒙思潮的影響，自是意中之事。再加上吳承恩“屢困場屋”,激發了他“迂疏漫浪”[38]的狂放個性。他自稱“平生不肯受人憐，喜笑悲歌氣傲然”,“狗有三升糠分，馬有三分龍性，況丈夫哉”[39].特別是他深感自己一介書生，雖有“經國”“寧民”的良好愿望，卻于國于民絲毫無補，以至于“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40],激起了他對封建儒生軟弱性格和處理實際問題能力匱乏的現象的極大不滿與深刻反思。表現在《西游記》中，則是他形象地刻畫了唐僧的懦弱無能及種種迂腐拘執行為，對“醇儒”人格予以一定程度的懷疑和嘲笑。同時，將自己的理想人格，寄托在孫悟空身上。 ??? 在《孫悟空形象的深層意蘊與民族精神》一文[41]中，我認為吳承恩將《西游記平話》中孫吾空的佛號“大力王菩薩”改為“斗戰勝佛”,就體現了作者塑造這個形象的意圖；孫悟空的形象，主要表現為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和百折不撓的斗爭意志、樂觀精神；孫悟空實際上是“封建時代的斗士形象”,體現了對中國文化中奴性哲學的反叛。不過，這篇文章還僅僅局限在一般的文化層面，沒有能夠深入到明代后期這個特殊的時代進行研究。實際上，聯系儒學理論特別是明代后期儒學發展的實際，應該說，孫悟空是一位富有抗爭與進取精神并具有真才實能的“事功”型的人物形象。大鬧天宮集中體現了他的抗爭精神；但是，他不滿足于“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又不伏人王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訪師學道，他“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寧”,同樣也體現了進取精神。在取經路上，集中體現了他的進取精神；但是，在神佛面前，他仍然保持著桀驁不馴的性格特征；他一條金箍棒打遍西天世界，令妖魔鬼怪聞風喪膽，同樣體現了他的抗爭精神。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又有一雙火眼金睛，且又武藝高強，計謀超群，對妖怪的斗爭“只是不出手，出手就要贏”,確為不可多得的富有真才實能的人才。 ?1/3 ???1?2?3?下一頁?尾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