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王世貞及其門人聯合創作說” ??? 周鈞韜 ??? 內容提要 吳晗先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著文，否定《金瓶梅》作者王世貞說。作者在文集第一卷《金瓶梅探謎與藝術賞析》一書中，分析了吳晗的考證與結論之間的矛盾，認為吳晗的“非王世貞說”不能成立。在《金瓶梅新探》中，分析了古人提出的“王世貞說”和“王世貞門人說”的相互關系，從《金瓶梅》“指斥時事”研究了王世貞創作《金瓶梅》以諷刺嚴嵩父子的可能性，并從《金瓶梅》的早期流傳情況，小說的語言特征，王世貞的學識和交游等方面加以考察，提出王世貞極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進而又研究了《金瓶梅》中大名士與非大名士共同參與創作的痕跡，并以傳奇《鳴鳳記》為王世貞與門人聯合創作為旁證，從而提出了一個新的看法：《金瓶梅》是王世貞及其門人的聯合創作。此說已為學術界所關注，孫遜在《金瓶梅評述》（載《漫話金瓶梅》）、《關于金瓶梅作者之謎》（載《金瓶梅鑒賞辭典》），卜鍵在《金瓶梅作者之謎》（載《金瓶梅之謎》），魯歌、馬征在《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書中，均將“王世貞及其門人聯合創作說”作為一家之說而加以羅列。 ??? 關于《金瓶梅》的作者，早在明末清初，與王世貞說同時并存的，還有王世貞門人說。這也是具有重大研究價值的一種看法。筆者認為，此兩說之間具有內在的不可分割的聯系。《金瓶梅》極有可能是王世貞及其門人的聯合創作。本篇主要對此說加以論證。 ??? 對《金瓶梅》作者二十三說的分析與綜合 ??? 按照傳統的考證方法，只要我們能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直接找到聯合創作說的史料，那么問題就解決了。然而時至今日，這樣的史料我們并未找到，也許可能就根本不存在。顯然這是對傳統的考證方法的一種挑戰。那么出路何在呢？答曰：天無絕人之路。人類的認識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似能解決我們的難題。我們可以從《金瓶梅》這個實際出發，對現有的眾多史料，作辯證的、邏輯的，亦包括系統論的分析，從這些史料的聯系和區別中，提取新的東西，形成新的結論，這就是筆者所做的嘗試性的工作。 ??? 筆者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力爭掌握《金瓶梅》成書以來，人們在其作者問題上的全部認識成果。筆者將古人的、近人的、今人的作者之論，統統收集起來，共得二十三說（當然還可能不全）。當然，收集并不是目的，筆者的目的在于在掌握全部（或大部）資料的基礎上，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從中發掘新的東西。 ??? 第一、 從二十三說提出者的依據來分析，筆者發現大體是三種類型。第一類是屬于傳聞。如沈德符的“嘉靖間大名士說”,謝肇浙的“金吾戚里門客說”,和素的“盧楠說”等，約六種；第二類屬于推測。如孫楷第的“馮惟敏說”,戴不凡的“浙江蘭溪一帶吳儂說”,魏子云的“沈自邠、沈德符父子及其他文人集體創作說”等，約十三種（其中包括宋起鳳的“王世貞說”,因宋氏無考證，故歸此類）；第三類是屬于考證。如徐朔方的“李開先說”,黃霖的“屠隆說”,張遠芬的“賈三近說”等，約四種。由于傳聞與推測之間不可能有嚴格的區分，故此分類也是相對的。從這一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個認識：在二十三說之中，絕大多數屬于傳聞與推測，真正進行了比較仔細考證的極少。由此可見，《金瓶梅》的作者研究雖然已有三百年的歷史，但仍然處于初步的探索階段，離得出科學的結論，似乎還為時尚早。此其一；不少傳聞和推測性的看法，出現在明末清初，這就是說，它們離《金瓶梅》的成書年代較近，因此在這些傳聞和推測中，極有可能蘊含著真理。而這個真理又被深深地埋藏在歷史的塵土之中，這就需要我們作仔細的發掘和辯證的研究工作。 ??? 第二、 從二十三說提出者的泛指和實指來分析，其中屬于泛指者，如“大名士”、“紹興老儒”、“鳳州門人”等等，計約十種，屬于實指者，如王世貞、薛應旗、李贄、趙南星、李開先、賈三近、屠隆等等，計約十三種。這個分析說明如下幾點：一、 在明末清初大多屬泛指，實指者僅王世貞一說而已；二、 清代大多屬實指，但多數僅為提出者的只言片語，如薛應旗、趙南星說等等，其研究價值并不高；三、 近現代出現的大多屬實指，而提出者作過仔細考證的，如李開先說等等，則是在近五年之內的事。 ??? 第三、 將傳聞、推測和考證，泛指和實指，統統綜合起來加以分析，其二十三說實際上可以歸納為兩說，一說是“大名士說”,一說是“非大名士說”.前者如“嘉靖間大名士”王世貞、薛應旗、李贄、李開先、賈三近等等共十二種，后者如“紹興老儒”、“金吾戚里門客”、“鳳州門人”等等共十一種。由此可見，“大名士說”與“非大名士說”旗鼓相當，不分高下。這是為什么？我認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兩說都從《金瓶梅》這一實際出發，各自掌握著部分的真理性。下面就這個問題作具體分析。 ??? 持大名士說者有十二種，雖然其實指的對象各不相同，但這些對象均為大名士，這是一個具有關鍵性意義的共同點。這也就是說，這部分持論者在推測、考證《金瓶梅》的作者時，有一個共同的基準，即《金瓶梅》的作者必為大名士。在他們看來，《金瓶梅》這部杰作是非大名士不可為之的。把這種看法表述得異常鮮明的，當推宋起鳳。宋起鳳在《稗說》中指出：《金瓶梅》“書雖極意通俗，而其才開合排蕩，變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機巧百出，晚代第一種文字也”;《金瓶梅》“始終無懈氣浪筆與牽強補湊之跡，行所當行，止所當止，奇巧幻變，媸妍、善惡、邪正，炎涼情態至矣，盡矣”,“是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與后乎此誰邪，謂之一代才子，詢然”（宋起鳳：《稗說》，《王弇州著作》）。在宋起鳳看來，《金瓶梅》是最神最化的文字，晚代第一種文字，是空前絕后的杰作，必出于號稱“一代才子”的大手筆。《金瓶梅》中確有大名士參與創作的痕跡，筆者在前篇《〈金瓶梅〉作者王世貞說的再思考》中，已對這個問題作了初步的分析，這里再補述數言： ?1/7 ???1?2?3?4?5?6?下一頁?尾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