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紹興八年十一月，右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臣子胡銓，齋戒沐浴，恭敬地寫下這篇奏疏，冒著死罪獻于皇帝陛下。

　　我恭謹地考察過：王倫本來是一個行為輕薄奸邪的小人，街市上的狡詐之徒，前不久因宰相秦檜沒有眼力，竟推舉他出使金國。他專事奸詐虛妄，欺騙皇上，突然得居高官，天下人無不痛恨唾罵他。他無緣無故地引來金國使臣，以“江南詔諭使”的名義同我朝談判，這是想把我大宋當作臣妾，想把我大宋看作劉豫啊！劉豫像臣屬一樣侍奉金人，面朝南做上了兒皇帝，他自認為這是子孫稱帝而萬代不會改變的事業，金人一旦改變主意，就把他揪住捆綁起來，父子都做了俘虜。先例可鑒，記憶猶新，而王倫又想要皇

展開閱讀全文 ∨

賞析

　　在“紹興和議”之前這場關系到國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爭中，胡銓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真理在握，義正辭嚴；但作為一個奏本，為了使趙構比較容易接受，又必須講究斗爭藝術。義正辭嚴和講究策略的高度統一，構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這首先體現為以彈劾奸臣為線索，以反對和議為靈魂的總體構思。胡銓上書的根本目的是反對和議，因而鼓吹和議的秦檜之流理所當然地成為彈劾的對象。如果彈劾成功，反對和議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再者，主張和議的總后臺是趙構，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頭指向佞臣奸相，駁斥他們主張議和的謬論，揭露其險惡用心。這樣，批判起來就可以痛快淋漓，無所顧忌，實際上起到指著和尚罵賊禿的

展開閱讀全文 ∨,賞析

　　在“紹興和議”之前這場關系到國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爭中，胡銓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真理在握，義正辭嚴；但作為一個奏本，為了使趙構比較容易接受，又必須講究斗爭藝術。義正辭嚴和講究策略的高度統一，構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這首先體現為以彈劾奸臣為線索，以反對和議為靈魂的總體構思。胡銓上書的根本目的是反對和議，因而鼓吹和議的秦檜之流理所當然地成為彈劾的對象。如果彈劾成功，反對和議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再者，主張和議的總后臺是趙構，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頭指向佞臣奸相，駁斥他們主張議和的謬論，揭露其險惡用心。這樣，批判起來就可以痛快淋漓，無所顧忌，實際上起到指著和尚罵賊禿的效果，使趙構不便發作，也為趙構接受抗金派的意見準備了一個臺階。加上在彈劾奸臣時，不斷暗諷明諫，時時提醒趙構不要聽信奸臣誤了國家大事。在開始彈劾王倫時，作者以劉豫為例，揭穿金國的狼子野心。奏本說：“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倫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當，這是暗諫。接著，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雖無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敵，“而陛下忍為之耶”？這是婉諫。在批駁王倫謬論時，作者先指出，主和議的人都是這樣“說啖陛下”，然而卒無一驗，應該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覺悟”，即令敵決可和，盡如王倫所說，“天下后世謂陛下何如主”！這已是明諫了。在彈劾秦檜時也是這樣，“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胡銓彈劾奸臣不忘進諫皇上，直言極諫而又注意分寸，始終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上。

　　在彈劾奸臣時，胡銓先彈劾王倫，后彈劾秦檜、孫近，而且在彈劾王倫時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內容，都放在彈劾王倫這一部分。這也是服從于文章的總體構思的。王倫是一個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數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銓彈劾他，人人稱快，趙構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銓把要批主和派的話都放在這兒說，放縱筆墨，大加撻伐，厲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銓彈劾的主要對象是秦檜，這也是顯而易見的。秦檜是當朝宰相，是趙構的心腹，胡銓需要講究一些策略。他在彈劾王倫時，開頭就說“頃緣宰相無識”，“無識”二字看起來責之不重，實際上已把王倫的罪過，一古腦都轉到秦檜名下。彈劾王倫結束后，又寫道：“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為之。”看似一個過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說王倫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檜才是真正的元兇。一個“雖然”，就把秦檜墊上去了。心腹大臣本應忠貞不二，“而亦為之”，一個“而”，一個“亦”，把秦檜從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倫的行列之中，又從王倫那兒提出來，屬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倫已立斬猶遲，秦檜就更不在話下了。

　　理由充分，證據確鑿，是原則性與策略性統一的一個表現。秦檜位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勢顯赫，孫近、王倫也是寵臣，如果沒有確鑿的證據，要彈劾他們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彈劾王倫列舉騙官、賣國、欺君之罪，并提出王倫典型的賣國言論加以批判；彈劾秦檜則先指出他是王倫的后臺，隨后引出曾開與秦檜之爭為證。曾開針對秦檜向金人求和，對秦檜說：“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語責備他，秦檜大怒說：“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檜原話。從字面看，是要證明秦檜堅持錯誤，一意孤行，實際上是抓住了秦檜賣國的又一個證據。作者彈劾孫近，主要抓住他處處附和秦檜，同時引出自己與孫近的一段應答為證，論證他完全是取悅上級，空占官位。王倫的賣國言論，秦檜對曾開的責斥，孫近敷衍作者的答辭，這些都是無可爭議的事實，都是奸臣賣國、誤國的鐵證。作者以此為據彈劾他們，理直氣壯，不容辯駁。文章反復論述不能與金和議，用亡國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讓的基本道理，勸趙構不要輕信奸臣妄說。從敵人無厭之求的本質和變詐百出的伎倆，從劉豫降敵而父子為虜的可悲下場，推論與金和議決沒有好的結果。從國勢、人心、士氣、最近戰事勝負的形勢，推論對金用兵未必為金所敗。前提正確，推論科學，具有不可置疑的邏輯力量。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一一都為胡銓所言中。紹興九年，秦檜接受和議，但金言而無信，僅一年時間，又大舉南下。岳家軍在人民的支持下，節節勝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勢，如果岳飛不被害死，金兵決不能輕易得手。

　　原則性和策略性的統一，還體現在語言上，特別是排比句和反問句的運用上。全文大量運用排比句，并且經常間用表示決斷的感嘆句，氣勢磅礴，一往無前，節調鏗鏘，咄咄逼人，表現了作者一身正氣，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氣概。駁斥王倫謬論一段，義正辭嚴，表現得尤其突出。文中反問句使用頻率也很高。反問句多少帶有測度的語氣、商量的口吻，卻又決不可作否定的解釋。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謂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幾個發問都給趙構留下了認真思考的余地，引導趙構自己作出正確的決策。這就既堅持了原則立場，又考慮到斗爭的策略。

　　胡銓說：“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個富有歷史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的有識之士，在國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關頭，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戰斗檄文，反映了時代的要求，人民的呼聲，盡管沒有被趙構采納，但是它鼓舞了抗金軍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奮”（周必大《胡忠簡公神道碑》），打擊了投降派的氣焰，“當日奸諛皆膽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對當時和后世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

參考資料：完善

1、 陳振鵬，章培恒主編．古文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7月：第1403—1410頁,創作背景 　　南宋建立以后，宋高宗趙構對女真族的侵擾，始終采取妥協求和的茍安政策。一些不甘心當亡國奴的文官武將在人民群眾抗金熱潮鼓舞下，反對求和，進而形成了主戰派和主和派的斗爭。趙構即位之初也曾做出一些抗金的姿態，以主戰派李綱為相，但時間不長。紹興元年（1131）八月，宋高宗任用秦檜為相，次年八月迫于輿論壓力，把秦檜罷相，紹興八年三月復又起用秦檜，自是專主和議。秦檜遣王倫再使金國奔走謀和。王倫回朝時，金國遣官為“江南詔諭使”到南宋議事將南宋視為其附屬國，激起了文臣武將的紛紛反對。主戰派代表人物張浚、韓世忠、岳飛等立場非常鮮明。張浚連續五次上書反對議和，岳飛說“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當時，身為樞密院編 展開閱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