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曹植說：德祖兄，多日不見，非常想念你，推想你思念我也像我思念你一樣。

　　我從小喜歡文章，到現在已經二十五年了。如今世上文章寫得好的人，大致可以數得上來。從前王粲（字仲宣）在漢南一時無雙，陳琳（字孔璋）在河朔名聲如鷹高飛遠揚，徐干（字偉長）在青土聲名獨拔，劉楨（字公干）在海邊因文章而揚名，應玚（字德璉）在此地顯身揚名，而你在上京極負盛名。這個時候，他們都懷才自負，等待著受到當政者的賞識和重用。我們君王（曹操）于是設置天網來網羅他們，用繩子來聚集他們，如今全都聚集到魏國了。但是這幾個人，卻不能達到極高的成就，用一篇文章震驚千里。以陳琳的才能，不擅長辭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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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

　　在這封信中作者根據切身體會，暢談了自己對于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學大家，深知文學創作的甘苦，因此他認為批評家既要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又得有創作實踐的體驗。書信最后談到他自己的文章，稱視辭賦為“小道”，這是因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負，希望“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不甘心為文人。曹植本人的詩文做得很好，稱“小道”，亦自謙之辭，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學。全文辭意懇切，娓娓道來，一如與好友促膝談心，給人以親切感。

　　文章意在囑托楊修對作者所作辭賦刊削點定，同時縱論當代才人優劣，抒發本身懷抱所系，意到筆隨，情文并茂，是魏晉時代有特色的一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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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封信中作者根據切身體會，暢談了自己對于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學大家，深知文學創作的甘苦，因此他認為批評家既要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又得有創作實踐的體驗。書信最后談到他自己的文章，稱視辭賦為“小道”，這是因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負，希望“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不甘心為文人。曹植本人的詩文做得很好，稱“小道”，亦自謙之辭，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學。全文辭意懇切，娓娓道來，一如與好友促膝談心，給人以親切感。

　　文章意在囑托楊修對作者所作辭賦刊削點定，同時縱論當代才人優劣，抒發本身懷抱所系，意到筆隨，情文并茂，是魏晉時代有特色的一篇論文。這封信評論時人創作的得失，先從文壇盛況說起。作者以神采飛揚的筆觸、錯綜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當時鄴下文苑的繁興局面，歷數“獨步漢南”“鷹揚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發跡此魏”“高視上京”的王、陳、徐、劉、應、楊等建安諸杰，描寫他們以“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的極度自信，齊驅并駕，在曹操網羅文士、廣開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的繁榮景況。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數子尚未達到“飛軒絕跡，一舉千里”的頂峰，各自都還存在局限與弱點。這就開始突出了此文的一個基本觀點：著述不能無病，作家應當精益求精，不憚修改。信中先以陳琳為例，說明他在辭賦創作方面本不熟諳精通，而他卻過高地自我估價，乃至將別人的譏嘲也當作了贊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這樣那樣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論·論文》：“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問題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歡迎別人的批評意見。曹植又舉了兩個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的習慣，一是丁廙作小文請求自己潤飾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無病，需要批評改定，曹植不僅闡述這一顛撲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諸身體力行，囑請楊修刊定自己的辭賦。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建安文壇不自滿、不妄贊，重視修改意見的嚴肅創作態度與良好批評風氣，在曹植此信與曹丕《典論·論文》中均可窺見一斑。

　　緊接著對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從批評家的角度來提問題，指出高度的藝術才能與素養是批評者必具的條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依同理推斷：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筆。這一要求對批評者說來該是不切實際的。文學史上，長于議論而短于創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鐘嶸《詩品》下評陸厥，曾謂其“自制未優，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說明理論批評與藝術創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齊。準此而言，曹植對批評家似求之過苛。但是也應注意，曹植提出創作的行家才有資格議論創作這一觀點，是針對劉季緒之流才庸行妄、隨意詆訶他人的情況而發，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還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異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樂之論，因此批評者在評論文章時，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強求別人認同遷就。

　　信的最后，作者敘說送去辭作請求審閱的意圖，同時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事業追求。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語氣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對辭賦創作貶得很低，視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的“小道”，與建安時興起的“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論·論文》）的文學新觀念完全矛盾。然而應當看到，曹植是將辭賦、翰墨之事與他視為更重要的事業相提并論、權衡輕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勛業的建樹，“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是他畢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業；其次，是采實錄，辯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學術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仕而優則賦，余事作辭人。這也恰是他少小以來樂此而不疲的愛好，絕不可能放棄。信中說“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明明是將辭賦之作置于“未易輕棄”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魯迅曾指出，曹植說文章小道大概是違心之論。因為人總是不滿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曹植的文章已經做得夠好，便敢說文章是小道；他活動的目標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說文章無用。這對曹植的心態不失為一種中肯的分析。總之，覽文如詭，尋理即暢，后世的讀者應當揣摩體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為送上辭賦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數語即交代清楚請托之事；但由于對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穎、“高視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興揮翰，論文言志，洋洋灑灑地說了開去。縱論時人得失，略無拘忌；抒寫衷心抱負，和盤托出。自許甚高而又虛懷請益，真實的心態自然呈露于紙上。議論雖間有過激處，致貽“辯而無當”（《文心雕龍·序志》）之譏；而通篇讀來，“文藻條流，托在筆札”，條暢以任氣，通脫以述懷，舒布其言，達而后已。作為心聲的獻酬，依然是達到了《文心雕龍·書記》對書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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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完善

1、 陳振鵬，章培恒主編．古文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7月：第471—473頁

在這封信中作者根據切身體會，暢談了自己對于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學大家，深知文學創作的甘苦，因此他認為批評家既要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又得有創作實踐的體驗。書信最后談到他自己的文章，稱視辭賦為“小道”，這是因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負，希望“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不甘心為文人。曹植本人的詩文做得很好，稱“小道”，亦自謙之辭，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學。全文辭意懇切，娓娓道來，一如與好友促膝談心，給人以親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