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歐陽修叩首：尹書記十二兄。前次在京城分別的時候，約定派人到河邊餞行，既然說妥了，就派一個老仆人出城送你，他回來卻說沒有看見你的舟楫。那一晚，等我看到你的來信，才知道你泊船等我，還怪罪我沒有如期赴約，這才明白老仆偷懶欺騙了我。

　　臨走之前，差役變著法多次催促我，可不如督促你的那些人那般有禮，讓我緊張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因此不曾在京師給你留下書信，只能托付王拱辰在給你寫信時順便提及我已經出發西行了。本打算從陸路趕赴夷陵，因為太熱，又沒有馬匹，才從水路走，順著汴河，橫穿淮河，泛舟長江，總計五千里，用時一百一十天，才到達荊南，路途中沒有可以寄信的地方，不知道王

　　信中前二段，說明不曾如約去河畔給尹送別，又未能及時寫信的原因。《歐陽修集》中有《于役志》，記錄了此行經過。

　　第三段，說到江陵府后問當地人，說這里離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興地給尹寫信。又在路上見到胞兄歐陽昞，說有人見到尹經過襄州，估計到郢州已經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樂，不問也能明白，急于要問的，是別后身體平安否，家里的人對這次貶謫態度如何，曾經受到埋怨否，第六個兒子舊病痊愈否。

　　第四段，寫自己路上的情況。一路多是過去游歷過的，還有親友接待，而且一直風平浪靜。母親亦為此行高興。又聽說夷陵物產豐富，像開封、洛陽，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覺得可喜。昨天因為到

　　信中前二段，說明不曾如約去河畔給尹送別，又未能及時寫信的原因。《歐陽修集》中有《于役志》，記錄了此行經過。

　　第三段，說到江陵府后問當地人，說這里離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興地給尹寫信。又在路上見到胞兄歐陽昞，說有人見到尹經過襄州，估計到郢州已經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樂，不問也能明白，急于要問的，是別后身體平安否，家里的人對這次貶謫態度如何，曾經受到埋怨否，第六個兒子舊病痊愈否。

　　第四段，寫自己路上的情況。一路多是過去游歷過的，還有親友接待，而且一直風平浪靜。母親亦為此行高興。又聽說夷陵物產豐富，像開封、洛陽，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覺得可喜。昨天因為到郡參見轉運使，才知道自己已是縣令了，其余一切都像過去一樣。宋代的館職，官位雖不高，卻是儲養人才的所在，不少卿相大臣都由此出身，所以歐陽修有“身是縣令”的感慨。

　　第五段，是這封信中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解釋尹的疑問，一方面說明自己的態度。說確曾擔心過自己不自覺地以過于苛責別人來取得忠直的名聲，如今想來決非如此。而當時給高若訥寫信，也是由于極端憤慨而責備他，并非把他看作朋友。高若訥將這封信上告朝廷，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一路上來親友們大多以這次被貶謫是出于意料慰問，都是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尹信上所說，做這件事并非忘了父母之恩，這又是錯了。義之所在不得不發，獲罪即使受死刑，不能說是忘掉父母之恩，這道理一時說不清楚，須得見面時詳細討論。這是封建社會中所謂“忠孝不能兩全”的矛盾，歐陽修在《新五代史》的《明宗子從璟論》、《符習論》中都論及這問題，認為“忠孝以義則兩得”，實際亦無法解決。

　　第六段，用古今言事者的對比，慨嘆宋朝建國這五六十年來，像高若訥一樣沉默畏懼的人，充斥世間，相師成風。所以突然間見到幾個敢于言事的人，連地位低下的奴仆，也十分驚怪。據《宋史紀事本末》，范仲淹等被貶后，“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而譏（高）若訥，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以得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以幽州館”。正因為輿論所歸，所以在信中告誡不要津津樂道“前事”。現在在偏僻的地方作清閑的小官，只有每日加強自己的道德修養，這些事不必說，只是對“自疑”的簡單說明罷了。

　　第七段，寫在楚州與余靖見面時的談話。據《于役志》，六月己未，“遂至楚州，泊舟西倉，始見安道（余靖）于舟中”，“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別”。說當時和余靖討論人生遭遇的事很詳細，余靖也認為如此，經常見到前代的著名人物，在論事時感動奮發不怕誅死，等到到了貶地，卻憂愁哀傷形諸文字，他們心中的快樂痛苦和普通人一樣，就是唐代的韓文公（愈）也不免如此。因此告誡余靖，不要寫憂愁哀傷的文章。從中也可看出自己對待此事的態度吧。近代亦有因言事被貶的人，有的故作傲逸，有的放任于酒，聲稱只管大事不顧小節。而自己一直謹記您臨別時的話，到夷陵后一定謹慎地做好本職工作，不會像當年在洛陽時那樣游飲無度了。

　　這封信，是作者答復尹洙的疑問，抒發自己的懷抱，層次分明，感情充沛。作者把言事獲罪被貶謫視為當然，說明當時給高若訥去信時，唯一擔心的是責難他是否太苛刻，自己有無邀取忠直名聲的動機，在自省不疑后，就一切處之泰然，不以遷謫之情縈懷。同時提出在貶所要勤官慎職，不作窮愁的文字，以韓愈為戒。并在此后與尹洙往來的信中，建議尹洙繼續完成在館閣時共修的《十國志》，表示“吾等棄于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時遭貶的朋友互相鼓勵。▲

參考資料：完善